前一版 下一版 2025年01月27日

巧儿新传 　　□ 本报记者 台建林

　　冬天的风，从山脊滚落，从窗户麻纸细碎的缝隙钻进窑洞，时疾时徐，如急雨，似私语。
　　窗棂上还高高挂着一辫蒜头，一串红辣椒，一枝牛心柿子，果实水分已经消遁在时间深处。
　　甘肃省华池县上堡子村这几孔窑洞，沐浴在2025年1月的阳光里。
　　几乎一个世纪之前，窑洞里发生的一桩抗婚案，震动陕甘宁边区，波及全国，影响近100年，至今未衰。
　　这桩公案的审理，被重重写进中国共产党法治史。
捧儿
　　“财主家有钱我不爱，
　　这一辈子我只跟着你……”
　　陇东老早有个风俗，如果前两胎生下即夭折，那么生第三胎时，接生婆万万不可让这婴儿直接落地，必须用手将其捧住，先送到别人家养几天，再接回来才行。
　　封捧儿出生前，有两个哥哥都夭折了，她就是这么捧着出生的，所以叫“捧儿”。
　　“1943年，封捧儿18岁，深深陷入婚事焦灼。”马秦宁说，“这事后来引发一宗大案。”
　　马秦宁是从一部电影里，才知道这桩案子是他父亲审理的。
　　马秦宁的父亲，就是马锡五。
　　马秦宁对父亲的了解多来自“听说”。有人和他说，父亲年轻时是陕北好汉，精于骑马打枪。
　　马锡五时任陇东分区专署专员，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
　　与马秦宁相熟的华池县政府干部杨正发，著有《马锡五传》，对封捧儿一案研究颇深：
　　封捧儿年仅4岁，就被父亲封彦贵以10块银元的礼金与张金财之子张柏儿定下娃娃亲。
　　20世纪40年代，陇东地区彩礼数额日渐增加。“闹一个婆姨”（娶媳妇），连送布、出首饰、出聘礼等在内，没有几百元以至上千元的法币，是不能成功的。
　　时情如此，封彦贵觉得把女儿自小许配给张家，当初“定金”不高，索要也不多，有些懊悔。
　　封捧儿渐渐长大，十里八乡数她水灵。张家多次请婚，封彦贵置之不理。
　　张金财便去华池县状告封家悔婚。县政府司法处判决婚约无效。
　　此后不久，封彦贵以1400元法币、48块银元为彩礼，将封捧儿另许一人为妻。
　　张金财心里不服，以“买卖婚姻”为由将封彦贵告到县政府。
　　婚事又被县司法处判为无效。
　　1943年，封彦贵又接受庆阳县大户朱寿昌的提亲。朱家家底殷实，抬着7000元法币、哔叽布料4匹、20块银元，外加3斤棉花，把婚约订下来。
　　张家闻讯，以“卖女儿”为由，再次将封彦贵告至华池县司法处。
　　封捧儿的第三次婚约，也再次被撤除。
　　一个女儿连许几家，即使在旧社会也是为人所不齿的，何况在大力宣传婚姻自主的陕甘宁边区。封彦贵大失面子。
　　对第二、三次婚约，捧儿也坚决反对。
　　陇东地皮苦，人命苦，心却不苦。
　　捧儿心里早已有人，那便是第一次婚约的张柏儿。两人自小相识，情投意合。
　　听说张家告了状，捧儿本指望张家赢了官司，把她娶过去，谁知连这门亲事也让政府给废了，心中一团乱麻。
　　在城壕川召开的一次劳模表彰大会上，工作人员宣讲新婚姻法，新鲜道理和革命思想，是那样久久地鼓舞着她。村里的劳动英雄从政府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奖给他的牛缰绳，牵着牛稳步走出场的自豪神情，深深感染着她，那是一个翻身农民主宰自己命运的结果。
　　捧儿也想主宰自己的命运。如果自己再一味怕着不吭声，由着父亲给自己安排，恐怕这一辈子与张柏儿就做不成夫妻了。她要挣脱捆绑在女人身上的绳索，为自己的婚事争一争。
　　村头大槐树下，捧儿与张柏儿见了面。
　　捧儿已满18岁，说话硬棒：“财主家有钱我不爱，这一辈子只跟你了，死了也要和你结婚！不管我大（爸）啥主意，我的主意拿定了，你们看着办吧！”
　　张柏儿吃了定心丸，喜不自禁。
　　当晚，张家召集族里二十多人商议。在农村，这叫动户族，一个家庭的事，一旦摆到族里，连主人家也左右不了局势。众人一心，豁出去一定要把张柏儿的婚事办成。
　　族人反复商议，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抢。这里曾有抢婚的习俗，有的人家一女许几家，僵持不下，先下手为强，谁先抢到谁成亲。
　　抢人的日子，就订在农历三月十八，寇沟门娘娘庙会“挂灯”的那天晚上。庙会有戏，封彦贵爱看戏，那晚他可能不在家。
　　半夜里，看家狗一阵又一阵的狂吠声，把捧儿一家人从梦中惊醒。张家十多人涌进封家院子，来抢人了！
　　张柏儿家这么“办”，实在出乎捧儿的意料。但事已至此，她也无可奈何。
　　女儿被抢，封彦贵老脸没处放，气得七窍生烟，二话没说，立即到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去告状。
　　华池县政府司法处工作人员觉得堂堂的抗日民主政府辖区，竟会出现聚众抢亲、扰乱治安的怪事，这还了得？立即派人到张湾，拘捕了张金财等参与抢亲的人。
　　司法处判处张金财六个月有期徒刑，其他人科以劳役，再次废除了捧儿和张柏(即前述张柏儿)的婚姻。
　　一桩两厢情愿的婚姻，两次被同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废除，封捧儿欲哭无泪。
　　1943年农历四月的一天，晨曦初露，一夜未眠的捧儿带上干粮，悄悄走出家门，沿着弯弯曲曲的柔远河流淌的方向，向庆阳走去。
　　这是一段七十多华里的山路。捧儿拉着一根挡狗棍，一会儿穿梭在山梁梢林，一会儿行走在柔远河畔。
　　第二天下午，捧儿进得庆阳城，逢人就打问马专员在哪里。几经周折，她找见了兼任法庭庭长才一个月的马锡五。
　　捧儿状告华池县司法处和她自己的父亲封彦贵。理由是：她的父亲嫌贫爱富，无理干涉她的婚姻；华池县司法处断案不公。
　　马锡五一听，觉得这姑娘是个新社会大胆泼辣妇女的好典型，况且还公开告政府的状、告自己父亲的状，着实不简单！于是决定亲自受理此案。
　　第二天，马锡五前往封家园调查，与村民讨论张、封两家的交际。一家有事，全村难静。有村民向他递来纸条子：“封彦贵一女几卖，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张金财半夜抢人也是违法行为，但是张柏儿与封捧儿两厢情愿，为什么拆散他们的婚姻？”
　　1943年7月1日，华池县悦乐区第三乡公所大门外，马锡五召开群众大会。消息传出，乡亲们扶老携幼，争相到会。这是华池山区千年不遇的奇观，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政府，这样大张旗鼓地为一个民女的婚姻如此兴师动众。
　　重审宣判：封捧儿与张柏儿的婚姻有效。封父包办买卖女儿婚姻，判处劳役三个月，没收彩礼所得。参与抢婚的张家人判有期徒刑、劳役三个月至两年半不等。
　　旁听群众欢呼：
　　——这可把案断美了！
　　——要不是新政权，老百姓一辈子也说不上话！
　　考虑到事出有因，7月11日，马锡五亲笔拟文呈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李木庵，请求减轻张金贵、张金财的刑罚。
　　7月26日，李木庵批复：“张金财等率众夤夜抢婚，固属扰乱社会秩序，惟以乡民无知，出于一时情感冲动，婚姻既承认有效，而对其犯罪行为亦可从宽处理。”
　　最后，陇东分庭即分别以假释、缓刑将张、封两家判处徒刑、劳役的人等一律释放回家。
　　重审宣判那天，华池县县长将一张油印的结婚证交到封捧儿与张柏手上——结婚证也是稀罕的。
　　捧儿与张柏儿从此过上了自己心仪的婚姻生活。
　　早在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就明确了婚姻自由原则，禁止包办及买卖婚姻。1939年出台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亦有相同法条。
　　而彼时陇东分区地广人稀，文盲率达95%以上，新型婚姻法的实施极为艰难，当地与封捧儿相似的情况并不少见。
　　经此一案，自由婚恋观以通俗的方式被推广开来，自主婚姻蔚然成风，陇东新民歌唱响山坳：
　　“长枪短枪马拐枪，
　　跟上哥哥上南梁；
　　你骑骡子我骑马，
　　剩下毛驴驮娃娃。”
　　注重调查，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也广为人知。
　　其时，在南梁寨子湾简陋的窑洞里，陕甘边区创造性地制定了土地、财政粮食、军事、统一战线、民政劳资、文化教育、知识分子、肃反、廉政、社会教育改造等“十大政策”。
　　“这些政策特色鲜明，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对巩固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梁干部学院副院长张全钰介绍，“随着‘十大政策’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辖20多个县推行，边区呈现欣欣向荣的崭新面貌，老百姓当家作主，出现‘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局面。这是‘马锡五审判方式’创造的政治土壤。”
　　毛泽东主席在1944年3月5日《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文中，谈到机关干部工作作风存在的问题之后指出，我们的机关中，“也有好的首长，如马专员会审官司，老百姓说他是‘青天’”(《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944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发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示“提倡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并把“封捧儿婚姻纠纷案”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报道。
　　这是《解放日报》第一次浓墨重彩地宣传边区司法工作人员，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案后，封捧儿见过马锡五两次。头一次是1945年，她和张柏儿在山道上偶遇马锡五，告诉他两人合得来，生活也好。第二次是1955年，马锡五回庆阳检查工作，在大街上认出她来，马锡五要她“好好劳动，处处带头”。
　　后来，封捧儿给自己改名封芝琴。
　　从1945年起，封芝琴担任过村妇救会主任、合作社副社长、大队妇委会主任等职务。1963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当选为甘肃省第四届人大代表，并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1982年封芝琴光荣出席了甘肃省劳模大会。
　　封芝琴享年91岁。暮年之际，马秦宁去看望她。她眼里涌出泪来，拉着马秦宁的手说，你父亲是个好人。
　　“老百姓能说一个共产党员是好人，我觉得这评价比什么先进工作者都重要。”很多年后，马秦宁仍旧感慨不已。
巧儿
　　“这一回，我可要，
　　自己找婆家呀……”
　　1986年3月8日，北京市工人体育场东路的一处宅院，洋溢着喜气。
　　吴钢被母亲叫来拍照。母亲今天要在家中接待封芝琴。
　　吴钢的母亲，是评剧演员新凤霞。
　　1943年，封捧儿婚姻案审结，《陇东报》、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相继刊发报道。艺人韩起祥据此编成陕北说书《刘巧团圆》。
　　韩起祥，人称“小书圣”。陕北最大的道观白云山，曾举行过千人赛书会，韩起祥在会上得过状元。
　　陕北说书《刘巧团圆》中，韩起祥把封姓改成刘姓，封彦贵就成了刘彦贵，是个不爱上山劳动，走村串户的货郎。封捧儿成了刘巧儿、巧娃。张金财改成了赵金财，张柏儿改成了赵柱儿，只有马锡五马专员的名字没有变。
　　捧儿，就这样在艺术作品里变身“巧儿”。
　　1949年，时任北京市妇联主任张晓梅找到新凤霞，希望她根据袁静剧本《刘巧儿告状》和韩起祥说唱本《刘巧团圆》，改编评剧，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主。
　　戏剧几经打磨。马锡五受邀去看评剧《刘巧儿》，散了戏，他盘腿坐到台子上，发表意见：巧儿扎头应用红绒线绳而非简单红绳；巧儿丈夫柱儿的头巾应当向前打结，向后打，就成了河北农民了。
　　评剧《刘巧儿》很快火爆京城。新凤霞扮演的刘巧儿，“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梳着一条粗粗的麻花辫……”这样一位争取婚姻自由的榜样，几乎尽人皆知。
　　新凤霞也唱成了“评剧皇后”。人说“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新凤霞”。常常一场演毕，新凤霞收到的花篮能从台上摆到剧院大厅。几乎所有的文艺大家都来看戏。画家徐悲鸿为新凤霞题道：“应是乾坤为定位，物华灵秀之中央。”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5月1日起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
　　这是一部充满温度的法律，不仅守护着浪漫的爱情，更是用公平正义对婚姻予以保护。在新中国婚姻家庭立法史上，具有立法奠基、制度示范、规范引领、思想昭示等功能。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要求，“展开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群众运动，务使婚姻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发生移风易俗的伟大作用”。
　　长春电影制片厂响应号召，对评剧《刘巧儿》进行再创作和加工。1955年，黑白戏剧电影《刘巧儿》上映。何孝充主笔编剧，伊林导演，新凤霞扮演刘巧儿。
　　电影开场，梆子一响，巧儿唱道：“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这一声，风靡大江南北。
　　新凤霞与“巧儿”封芝琴的过往，吴钢熟稔于心。
　　吴钢回忆说，从1949年饰演刘巧儿起，新凤霞就有个心愿：与“巧儿”原型封芝琴见面。
　　封芝琴也捎信来，说她看新凤霞演出的电影，是张柏用自行车驮着她去看的。她也想见到新凤霞。
　　时代的大风雨中，新凤霞和丈夫吴祖光历经磨难。
　　同一时期，远在甘肃的封芝琴身体受伤，双腿走路困难，可是她扶着爬着也要维护好张柏和自己建立的家。听闻此信，困境中的新凤霞深受激励。
　　1980年，封芝琴给新凤霞寄来信和照片，说几十年没有忘了新凤霞，常常想见到她。
　　新凤霞对吴钢说，多少年了，大西北小时候去过，后来就一直没有去过，多想去华池县看看这位当年争取婚姻自由的女英雄。
　　可是，这时候，新凤霞因受迫害得了重病，不能演戏、投入写作了。
　　1986年3月初，得知封芝琴要到家来，新凤霞准备了奶油蛋糕、酒心糖、好茶、冷冰块加桔汁……
　　吴钢看得出来，母亲不知为什么，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
　　门开了，先是封芝琴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位老人，个子不高，很精干。他就是张柏。
　　这一年，封芝琴刚过花甲。新凤霞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她穿着一身新衣服，红红的脸，大眼睛，眉毛不那么浓了，可是轮廓还是能显示出她是当年的美人儿。
　　吴钢回忆说，封芝琴是个能干、性格开朗的人，说话陇东口音，她有意一字一句地尽量慢慢地对新凤霞说：“多少年了，我想啊，盼啊！可见到你了，可是你不像电影片子上那个样子，欢蹦乱跳的。”她流下心酸的眼泪。
　　新凤霞说：“这是坏事变了好事，不唱了也该休息休息了，从小唱戏多累啊。”
　　封芝琴双手抚在新凤霞双肩说：“现在可真是好了啊，政府帮助我家建了三孔新窑洞，风箱都不用手拉啊，是电吹了。电灯啊比当年的油灯可亮了！可我还是老喊叫孩子们没事就关上灯，电也要知道省啊！种了不少树，鸡一大群，喂着兔、养着猪，采桑叶养着蚕，新衣服穿不过来，柜子里有存款，做针线用机器了，孩子们戴上手表，行了，咱可活着真不冤了……”
　　封芝琴边说边笑，自己又用手捂着脸有点怕羞的样子，她显得年轻了。新凤霞后来一再回忆：她多美啊！
　　有一会儿，封芝琴“埋怨”张柏：“看看你那傻样，怎么不开口了？不是在家说好了吗？咱们两个一起说呀？又闷了？”
　　张柏应道：“是，说好了一起说，我这嘴里不住的吃着糖了，就先叫你说吧。”
　　新凤霞问：“张柏大哥，你现在还这么老实不大讲话，当年你敢去抢芝琴姐姐，哪来的胆量？”
　　封芝琴抢过话头：“别看他不大说话，心里头可有主意啦，人前装笨！”
　　话题回到当下，张柏说：“农村娃娃结婚，要彩礼讲价钱，还是老说道哇。那个《刘巧儿》电影还在演了，就有人说，就是要自己争取自己的婚事。”
　　吴钢回忆，母亲和封芝琴、张柏都认定，几千年的买卖婚姻封建制度要大伙都起来反抗铲除。
　　要分别了，大家都有点不舍。
　　新凤霞把天津“泥人张”后代给她创作的“刘巧儿”彩塑，转送给了封芝琴，说：“这是你十七八岁的形象，留作我俩的永远纪念吧！它永远是争取婚姻自由的力量！”
　　吴钢用相机留住了这珍贵的一瞬间。
　　“演员感情真挚，演技精湛。”中央歌剧院编剧胡绍祥说，“评剧电影《刘巧儿》，刘巧儿和赵柱儿的婚恋问题，最终是在乡公所通过群众参与性的公开审理来解决的。这与传统戏曲在私密空间解决婚恋问题的处理方法大不相同。”
　　在乡公所这个公共政治空间中，群众并不是把“刘巧儿”当成外在于自己的事情，而是通过她来感同身受自己的婚姻状况。刘巧儿和赵柱儿就是那个时期争取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包办的男女青年心中的偶像。
　　在婚姻法宣传运动中，《刘巧儿》巧妙融合个人情感和婚姻制度，从一种崭新的角度讲述了“爱情故事”，使刘巧儿的故事在法律主题之外，获得了激发社会主义新人主体意识的意义。
　　胡绍祥认为，《刘巧儿》在新中国人民文艺中的经典地位由此奠定。
巧儿说法
　　“有问题，找巧儿，
　　巧儿说法在身边……”
　　陇东，有平畴千里的黄土大塬，也有绵延起伏的沟壑梁峁。
　　山梁，是大山伸向大地的臂膀。当地很多地方名字都带有一个“梁”字，比如太白梁、打扮梁、山城梁，等等。
　　有一道梁，不仅在当地人心中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分量，而且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道梁就是“南梁”。
　　这是一道红色的梁、英雄的梁。这里一直传颂着“刘志丹带领穷人闹革命”“谢子长到南梁”“娃娃主席习仲勋”等革命故事。
　　红色歌曲《绣金匾》《军民大生产》《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就是从这里唱响大江南北的。
　　魏彦坤是个地道的南梁娃，她是在这些红色故事、红色歌曲的熏陶中长大的。
　　魏彦坤家，距离华池县悦乐镇上堡子村，不到三十里地。她打小知道，那里有个老人叫封芝琴，那里是当年轰动陕甘边区“巧儿抗婚案”的发生地。
　　真正熟识上堡子，走近“巧儿”，已是多年后她走上司法行政岗位的事了。
　　进入新时代，魏彦坤成长为甘肃省庆阳市司法局副局长。
　　这么多年，魏彦坤见过无数张或陌生、或熟悉的面孔，许多已模糊了。有一张面孔特别是他的眼神，至今都刻在她的心里。
　　一次脱贫攻坚帮扶走访，在一个偏远山沟村，树底下有个老奶奶在乘凉，身边一个大约八九岁的孩子。见到魏彦坤一行，孩子迅速起身躲到树后，又探出半个脑袋看着他们，眼神里满是惶恐和警惕。
　　村干部告诉魏彦坤，这家三口人，孩子的爸爸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把邻居打成重伤，赔了医疗费还判了刑。被带走的那天，孩子正好放学，碰见了。
　　此后，魏彦坤多次到村上去，每次都要带些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具看望他们。逐渐熟悉、知道她的身份后，一次快要离开的时候，这个孩子拽着她的衣角，怯生生地问：“阿姨，你咋不早些来哩？要是你早些来，我爸爸就不会犯法了！”他的眼神里都是哀怨和委屈，让人不忍直视。
　　魏彦坤后来回忆，当时，她浑身似乎被电击了一下，鼻子一酸，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魏彦坤一直在想：“刘巧儿抗婚案”和“马锡五审判方式”这一红色法治案例和实践，对这片土地意味什么？对推进今天的法治文化建设和人民司法工作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该如何传承好利用好这一红色法治资源，让其在新时代发扬光大、绽放光彩？
　　带着这些思考，魏彦坤和她的团队多次拜访封芝琴老人。
　　一次，封芝琴老人拉着她的手说：“共产党的恩一辈子都不敢忘，共产党讲法，老百姓就有活头。”
　　老人说这话时，眼里饱含热泪。
　　魏彦坤突然意识到：“巧儿”的故事并没有过时，她的故事应该继续讲下去；昨天的“巧儿”抗婚诉法，今天的“巧儿”要现身说法。
　　就这样，“巧儿说法”的创意在她脑海里产生了。这是2014年间的事。
　　她将这一想法告诉团队，大家都拍手称好。
　　一场创业开始了。魏彦坤和她的团队反复打磨脚本，组织拍摄公益宣传片，联系法学专家组织案例稿源，申请微信公众号，衔接陇东报、庆阳电视台、庆阳手机报等联合开辟“巧儿说法”栏目，聘请公益律师在线提供法律咨询。
　　封芝琴老人成为“巧儿说法”普法品牌形象代言人。老人由衷地说：“法律让我最幸福。”
　　“巧儿说法”引起强烈反响。公益律师电话几乎被打爆，咨询粉丝从市内到省内地州市，随后扩大到全国各地。
　　10多年来，“巧儿说法”共推出2000多个典型案例讲解法律问题。普及的法律知识，也早已不限于婚姻家庭领域。国家现行300多部法律，大都有所涉及。
　　“巧儿说法”，是国家普法百花园里鲜艳的一枝。魏彦坤成为千千万万普法人的优秀代表之一。她后来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生动教材，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冯怡表示，红色法治文化起源于革命战争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先进文化形态，具有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和时代价值。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如何将“巧儿”精神、“巧儿”效应创新运用到法治工作实践中，探索红色法治文化传承发展的全新路径，进一步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信仰，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厚植红色法治文化土壤，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红色文化阵地，是每个法治人的时代命题。
　　封芝琴与法律的渊缘，贯穿了她的一生，至今仍在延续。
　　刘巧儿的故事，还将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的生命力，在更广大的时空里被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