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公安聚焦服务保障“演艺之都”建设
今年以来882场大型活动交出安全答卷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刘欢
□ 本报通讯员 王威
周末里，三五朋友相约听场演唱会、看场体育比赛，逐渐成为湖北省武汉市市民生活的新常态。
今年初，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演艺经济、打造“演艺之都”。今年7月1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营业性演出审批权下放至武汉等6个城市。
《法治日报》记者从武汉市公安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市公安机关聚焦服务保障“演艺之都”建设，以“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为牵引，不断创新优化大型活动安全管理，服务保障武汉文旅体产业高质量发展，确保了215项882场大型活动绝对安全。
智慧警务 润物无声更安全
“赛道边的樱花太美了，让我爱上武汉这座城！”说起数月前参加“2024武汉马拉松”的经历，浙江选手小白赞不绝口。
3月24日，“2024武汉马拉松”如期举行，参赛人数超过3万，创历届之最。不过，武汉公安投入的安保力量却是历届最少。
“我们充分利用数字孪生智能警务系统、‘情指行’（情报、指挥、行动）一体化平台、智慧交通等安保工具强化科技赋能，变‘铜墙铁壁’式安保为‘润物无声’式安保。”武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此次武汉马拉松安保中，武汉警方依托AR实景、三维地图，汇聚视频监控、人员计数、警力分布、一标三实、实时警情等数据，密切掌握赛事现场动态变化趋势，打破常规式警务布局，动态调整力量部署，实现“以动制动”“以快制快”。
赛事期间，武汉警方实施“水陆空轨”立体护航，地面安保力量从凌晨4点起梯次上岗，按照“内外分隔、以面保点、精准管控、智慧诱导”的原则，分时、分段、分区滚动管控、梯次解除。武汉警方通过城市视频监控系统和警用无人机开展赛道沿线空中巡视，根据实时治安、交通态势精准用警。
此外，武汉交警对比赛及路况在线直播，并联动导航软件将赛事期间交通管控措施制作到地图导航中，开展交通诱导，确保各区赛段在比赛队伍通过后30分钟恢复交通。
在武汉，像这样的警务科技手段已广泛运用于各类大型活动中，并取得实效。据统计，今年以来，武汉各类大型活动中警力投入较往年减少20%以上。
主动警务 审批提速更高效
6月29日，一个平凡的周六，武汉警方迎来大考：武汉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同时举办2024赛季中超联赛第17轮主场比赛和2024徐佳莹武汉演唱会。
同一场地同一时段举办两场不同类型的大型文体活动，在武汉市尚属首次。接到两个承办方的申请后，武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在加快审批进度同时，逐一上门指导完善安全措施。
为确保两项活动同时落地举办，做到球迷和歌迷流动线路互不干扰，武汉警方经过专业研判，将武汉体育中心5号门、8号门作为主、客队球迷进出通道，7号门作为歌迷进出通道，用精细服务保障两项活动的绝对安全。
今年以来，为积极支持武汉市政府“培育文娱旅游、体育赛事等新消费增长点”政策，武汉公安实施主动警务，做优审批，通过简流程、缩时限、设通道等系列优化措施，支持发展演艺经济。
武汉市公安局明确：对预计参加人数在1000人以上5000人以下的活动申请，由活动举办地公安分局受理许可；预计参加人数超过5000人或跨区举办活动的申请，由市公安局受理许可。
武汉警方还将安全许可法定时限由“7个工作日之内”缩短至“5个工作日之内”，并将符合安全条件且市场效果好、活动承办方临时决定增加场次的演出活动，纳入快速审批通道。
“原以为很繁琐，没想到3天就办完了审批手续。”7月29日，北京某演出公司负责人拿到安全许可证后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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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服务 全面保障更贴心
观众流动线路存在对冲、缓冲区空间不足、进出通道狭窄……今年3月，武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大型活动安保大队民警朱锐、鲁辉对五环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展安全检查，向场馆方指出了这些隐患。
此后，两位民警先后4次前往实地踏勘，为场馆重新规划设计“远端切块、中端管控、近端分流；整体大循环、局部小循环”的人员进出方案，指导场馆方更换了79个老旧区位号牌、增设133个路线指示牌，并拆除看台的92个固定座位。经过改造，五环体育中心体育场各个看台原1.5米宽的进出通道拓宽至5.1米。
既要确保安全，又要充分利用场馆容量，发挥经营潜力。今年以来，武汉警方靠前作为，组织治安民警主动上门，帮助场馆提升安全保障服务能力。
武汉警方治安管理部门按照“一馆一策”，指导场馆方加强安全基础设施和人防、物防、技防设施建设，完善各项应急预案，督导活动主办方按标准落实所需安保力量，加强专业岗前培训和演练，确保安保力量“明职责、知任务、善操作、会处置”。
武汉警方还积极会同属地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在活动现场划设专门“摆摊区”、定制专业“轨道+公交线”、设置暖心“会客厅”、安排“公安巡控力量”、部署“医疗急救队”，将“演艺经济”的“流量”变成“文旅体产业”的“留量”。
“我们将继续创新警务机制，转变服务理念，为武汉发展演艺经济、打造‘演艺之都’贡献力量。”武汉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说。
吴邦国同志遗体14日火化
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志哀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的遗体，将于14日在北京火化。
为悼念吴邦国同志，14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志哀。
夹江以“深耕善治”破解“末梢困境”
□ 本报记者 马利民
□ 本报通讯员 谷才霞
“没有想到我们这个远近闻名的‘脏乱差’小区，也有翻身的一天！”居住在四川省夹江县城区学业街某自建小区的住户们由衷感慨道。2023年，夹江县公安局开启“深耕计划”，全局上下聚焦重点领域，俯首“深耕”基层一线的治理“死角”，全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此同时，进一步制定“蓝盾计划”，通过加快构建完善空中、街面、社区三大警务体系，用“公安蓝”为群众架起坚不可摧的“安全盾”。“深耕计划”以及“蓝盾计划”启动近两年来，夹江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初步建立，“警务实战空地协同、街面打防互为支撑、社区警务警群共建”的目标正在稳步实现。
聚焦“沉疴痼疾”
近百个“三无”小区迎来蝶变
“原来这里乱得很！”今年8月中旬，《法治日报》记者走进位于夹江县主城区学业街某自建小区时，一整排自建老房子映入眼帘，房屋外表虽陈旧，但小区内设有三个智能门禁系统，车位规划合理整齐，小区虽然看上去狭窄，但十分整洁有序。说起这个自建小区的过去，居民们感慨万千。“这个小区原来混乱得很，经常失窃，还有为了车位吵架、打架的事，基本上每天都在发生。”小区业主王女士说。
为从源头治理乱象，去年以来，夹江县公安局漹城派出所深入学业街某自建小区开展清查行动，为其安装门禁系统，划定停车区域减少住户矛盾纠纷，同时，引导房东与租客签订租房合同，保障双方合法权益。
目前，夹江县公安局已治理老旧小区近百个，均统一规划设置城区老旧小区楼栋、单元、门牌等标志，提升了公安网格化服务管理能力。按照精细化管理思路，全面排查了老旧小区出租房信息和底数，筑牢了出租房管理防护网，改善了老旧小区和自建房的环境和安全问题，也增强了公安机关与居民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深耕社区警务
“四支队伍”筑牢基层平安防线
“小区地下车库突然堆放了大量衣物、纸箱等易燃物品，极易引发火灾安全事故，请求尽快前来处置。”前不久，夹江县漹城镇工农社区警务室“信息员”老杨向漹城派出所推送了这样一条信息。收到信息后，派出所立即指派工农社区警务室的民辅警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前往处置，安全隐患被第一时间排除。
“我们信息员主要搜集我们小区里面甚至楼栋里面的一些突发情况或者异常情况，第一时间上报，及时排除隐患。”老杨介绍说，信息员主要由网格员、治安积极分子组成，目前工农社区共有9人，涵盖了社区的每个小区，实现预警触角全覆盖。
“社区警务信息队只是我们组建的队伍中的一支，另外我们还组建了调解队、巡逻队以及服务队。”漹城派出所所长孙全勇介绍说，巡逻队由社区干部、企业保安员共22人构成，主要负责开展日常治安巡查和邻里守望；调解队由社区干部、社区民辅警、村民代表、业委会成员共41人构成，负责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力争实现矛盾不上交；服务队目前已招募党员100余人，主要开展综治宣传和平安创建，向群众宣讲普及反诈知识等。
为充分发挥社区警务在警务服务、联防联治的前沿堡垒作用，该所还在工农警务区试点小案件、小安全、小纠纷、小事件、小信访、小困难“6小预防警务”简易工作程序，切实提高办案效率，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目前，在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治安积极分子等群防群治力量的助力下，社区警务工作效能全面提速，基层治理效能得到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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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街面警务闭环
为群众架起安全“蓝盾”
“警察同志！我女儿丢了！请你们帮我找一下！”去年国庆期间，带着女儿来夹江县游玩的王女士不慎在途中与女儿失散，情急之下拨打了报警电话。时值假期，王女士与女儿失散的地方又恰好处于景区内，人群密集，寻找难度较大，为尽快将小女孩找回，避免其他意外情况发生，夹江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立即指派空中警察大队用无人机协助查找，在掌握了女童衣着、体貌体征后，无人机执飞民警启动无人机开展地毯式搜寻，很快便发现了失散小女孩的身影，成功将小女孩送回到母亲身边。
去年5月以来，为强化全域立体防控网，夹江公安专门成立空警大队，主要开展巡逻防控、应急处突、社区应用、侦查勘采、抢险救援等，同时，与街面探头、路面警力组成三层立体防控网，初步建立起空中侦查、警力投放、后台计算立体化作战模式，无人机的投用，解决了复杂地理环境下警力少、搜寻慢、耗时长的难题。
此外，夹江公安还围绕打击整治盗、抢、骗等街面多发侵财犯罪组建了“轻骑兵快反中队”，成立至今，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62人，处置突发事件36起，救援轻生人员31人，现场调解纠纷102起。
基层作为感知社会风险的“神经末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夹江县公安局通过落地“深耕计划”，全力打造“夹江公安蓝盾”，群众安全系数不断提高，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39.99%，行政案件数同比下降30.65%。在强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夹江公安专攻社会治理重点、难点，全面做实基层派出所战斗实体，充分发动群众力量，走出了一条紧扣“深耕善治”的基层治理之路。接下来，夹江公安将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守为民初心，创新基层治理，奋力描绘出一幅幅社会和谐、平安有序的美丽“枫警”。
习近平向埃塞俄比亚新任总统塔耶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10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塔耶·阿茨克-塞拉西·阿姆德，祝贺他就任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埃塞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我高度重视中埃塞关系发展，愿同塔耶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埃塞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应勇率最高检调研组在云南调研时强调
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中扛实检察责任
本报讯 记者董凡超 10月10日至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率最高检调研组，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履行检察职能，以法治力量服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深入云南三级检察机关调研，并前往最高检定点帮扶的富宁县实地了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应勇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从政治上着眼、从法治上着力，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依法全面协调充分履行各项检察职能，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统筹做好惩治犯罪、促进治理、强化监督、维护公正、守护公益等工作，持续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努力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中扛实检察责任，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新篇章贡献更大检察力量。
在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应勇调研检察机关打击跨境犯罪等工作。应勇强调，云南是全国边境线最长的省份之一，云南检察机关要扛牢强边固边政治责任。要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境犯罪，协同做好打击治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相关违法犯罪工作，坚决维护边疆和谐稳定。要在办理跨境犯罪案件中更好总结规律、完善机制、形成规范，推动把更多司法实践经验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司法规则。跨境犯罪具有事实查证难、法律适用难、侦查取证难、打击整治难等特点。要加大对司法实践中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有针对性地提高打击跨境犯罪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打击整治跨境犯罪工作质效。
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应勇听取全省检察工作汇报，对云南检察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云南检察机关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与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严重犯罪，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积极融入和参与社会治理，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促进民族团结，持续铸牢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鲜明政治底色。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服务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找准检察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扎实推进“检察护企”“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充分运用法治力量稳定社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以检察履职守护好七彩云南的绿水青山，为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要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自觉融入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在加强边境地区司法交流合作、刑事司法协助、打击跨境犯罪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要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持续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更好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好维护国家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管理是实现“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重要手段和重要保障，也是一门科学。各级检察机关、各业务条线，都要着力改变过于依赖指标和考核的简单数据管理模式，一体抓实抓好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取消一切不当考核，进一步促进做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调研期间，应勇分别与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进行了工作会谈。云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亚林，云南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光辉陪同调研。
延边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汇民意解民忧
□ 本报记者 刘中全 张美欣
□ 本报通讯员 苗兴龙
山清水秀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东部，这里常住人口约180万人，是我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和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一直以来，延边州将“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创新结合，先后多次被评为吉林省地市级安全感满意度第一，为全域旅游和经济发展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今年年初，全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工作会议在延吉召开，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延边实践的进一步深化，为延边振兴发展跨越赶超贡献了政法力量。”近日，延边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金星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综合治理 源头化解矛盾纠纷
“拖了好久了，还好有你们帮忙调解。”延吉市某开发公司负责人感慨道。
2014年11月，延吉市某开发公司与某村小组签订房屋置换土地使用权协议，约定该公司以一定面积的房屋与村小组100余人置换该村某块土地使用权，在置换过程中，由于该村参与置换房屋的村民增加，导致置换房屋面积增多，开发商与村小组成员代表协商后，村小组承诺增加一部分土地使用权补偿给开发公司，但因后期增加的这部分土地性质调整，开发公司无法正常使用，导致经济损失严重。
今年8月，开发公司来到小营司法所申请调解。调解员细致研究后，决定组织村小组成员代表和开发公司代表现场调解。经协调，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村小组同意一次性赔偿开发公司160万元。至此，该纠纷得到成功化解。
今年以来，延吉市综治中心指导全市调解组织受理调解案件1800余件，调解成功率98.23%。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创新制定“纠纷类警情衔接化解”“公安+法院+司法+信访”联动解纷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对各类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与及时化解。
“延边州目前有人民调解员6200余人，截至今年年初，全州共开展矛盾纠纷排查1.8万余次，调解1.3万余件。”延边州委政法委副书记禹君表示，这些成果的取得，正是延边州一直以来坚持源头预防、综合治理的结果。
智慧治理 源头预防风险隐患
前不久，家住龙井市梨园街道某小区的张大爷在出门遛弯时，发现一户居民家中有烟从窗户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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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敲门无人应答。担心发生火灾，张大爷通过“智慧云码”将这件事上传至“梨小二”智慧治理服务平台“您‘码’上说、我马上办”板块。
综治中心收到预警后，立即联系网格员和社区民警前往现场查看。网格员第一时间与房主取得联系，房主称可能是忘记关闭炉火而使铁锅烧焦冒烟，但一时无法返回家中。征得房主同意后，民警和网格员联系开锁公司打开了房门，并及时关掉煤气，防止了火灾的发生。
由于“梨小二”智慧治理服务平台的高效响应，一起火灾风险得以及时消除。“梨园街道辖区面积大、居民居住分散、人员构成复杂。根据这些特点，梨园街道创建了‘梨小二’智慧民生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店小二’式贴心服务。”龙井市委政法委综治科科长赵思翔说。
龙井市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引领，依托“海兰江e站”综合民声系统、“梨小二”民情恳谈室等，努力把为民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基层治理“神经末梢”，以“民意诉求随时表达、民情需求快速反应、民生事件及时解决”为出发点，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这是延边州推广智慧治理服务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延边州在8个县（市）96个乡镇（街道）建设综治中心，全面开展信息化服务管理，现已覆盖千余村（社区），形成了上下联动、快速响应的服务网络。
联动治理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真是感谢你们，解决了困扰我们七年的难题啊！”拿到工资的农民工张某激动地说。
2017年，某劳务公司老板赵某与李某签订钢筋施工合同，赵某将在建工程的钢筋施工部分分包给李某。此后，李某联系张某等13名农民工作为钢筋工人进行施工作业。施工完成后，工人向李某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但李某以赵某未结算工程款为由，拒绝支付。此后，工人也曾找到劳务公司，劳务公司表示，工人并不是劳务公司找的，这笔款项不应由公司承担。
近期，工人来到和龙市综治中心求助，工作人员将此项问题交由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刁永斌负责牵头承办，经多方沟通查证，刁永斌发现工程款早已结算完毕，但劳务公司和李某未进行对账。经协调，劳务公司同意支付剩余款项给李某。为确保工人得到报酬，刁永斌和法院沟通后，通过诉前调解确保李某的支付义务。最终，13名工人的工资全部给付到位。
近年来，和龙市委、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共建立了1个市综治中心、11个（街道）综治中心，99个村（社区）综治中心，紧密完善的治理体系，让每一个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回应和有效解决。
“延边州在县（市）、镇街、村（社区）三级，依托综治中心有效整合各政法单位、相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各方资源，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充分发挥‘一站式’解纷作用，就地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类矛盾问题，确保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延边落细落实见行见效。”禹君说。
珲春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等“一站式”办公服务场所，加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汪清县长荣街道“三百工作法”打造源头化解矛盾新模式；敦化市“四个三”工作模式全方位化解群众“急难愁盼”；安图县通过“人大代表接访日”活动，搭建起干群沟通的桥梁……
“法治是最好的社会稳定剂，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创新和实践启示，也是我们一直以来践行的宗旨。”周金星说。
百亿铜企涅槃重生
□ 本报记者 梁平妮
□ 本报通讯员 张树欣 李楠楠
盘活存量资产62.6亿元，化解不良资产370余亿元；475家债权人债权获依法清偿；21家境外金融债权人偿债资金已完成兑付并顺利出境；1600余名职工实现稳定就业，遗留社保欠缴问题同步解决……在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努力下，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公司）等20家公司破产重整案圆满办结，百亿铜企实现“涅槃重生”。
“在东营市委、市政府和法院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为企业按下重启键，在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下，助力原方圆系企业重生。”9月5日，东营中院法官深入重整企业山东中金岭南铜业有限责任公司走访调研时，该公司有关负责人握着法官的手激动地说。
方圆集团（对方圆系20家公司统称）以方圆公司和东营鲁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方公司）为核心企业，共有关联公司35家，主营铜冶炼以及金、银、镍、铅、锌等金属材料加工等业务，连续多年入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50强、山东省百强、中国企业500强。2019年以来，受市场行情波动、融资结构失衡、企业管理失范等因素影响，企业爆发严重债务危机陷入经营困境，因负债规模巨大且涉及多家境外金融机构，成为山东省政府重点关注的风险企业。
2022年初，债权人向法院申请方圆公司及鲁方公司破产。为妥善化解方圆集团债务风险，东营中院裁定受理两家公司重整案件，并对与其相关联的共计20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
“该案涉及债权人人数众多且结构错综复杂，21家境外金融债权人分布在16个国家和地区。境外债权人对中国司法重整程序多有疑虑，在案件审查期间即向法院发函表达诉请。”本案承办法官胡祥英说，因此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构建有效、可持续的对话协调机制是关键。
基于境内外金融债权人在重整程序前成立了东营方圆集团省级金融债权人委员会和东营方圆集团境外债权人协调委员会的实际，东营中院指导管理人综合考量债权金额、协商便利度、参与积极性等因素，从中选任部分成员，组建重整沟通协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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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程序中，推行重整沟通协商平台和债权人委员会并行运作机制，确保情况及时通报、流程全程跟进、事项参与决策，以规范的信息披露确保信息获取的对称。
重整程序也同样面临资源不足以清偿债务的难题，法院深知程序公开透明与债权人参与度对保障重整程序顺利推进的重要性。“案件办理中，法院牢固树立‘债权人的事债权人说了算’‘债权人的事便利债权人办’理念。考虑到债权人体量大和分布地域广，为便利债权人参与重整事项，对于重整听证会、债权人会议、投资人遴选评审会等重大会议，法院指导管理人同步畅通债权人线上参会通道，引导债权人在线参与程序，发表意见。”管理人介绍道。
对于投资人招募和遴选方案，法院则广泛征求债权人意见，由1名管理人代表和8名债委会成员组成评审委员会，按照“评审+竞价”方式，经过多轮评审磋商，最终引进国有上市公司深圳市中金岭南股份有限公司为重整投资人，形成各方高度认可的重整计划草案。
“企业生产稳定，职工就业稳定，区域金融稳定”的经营定位和重整目标为企业化解经营危机和运营基本面复苏指明了方向。
“企业生产经营稳定是一切重整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企业出现风险后，政府及时成立工作专班，协调债权人成立东营方圆集团省级金融债权人委员会和东营方圆集团境外债权人协调委员会，协调债权人一致行动稳控风险。重整程序中，在政府专班的支持和配合下，法院指导管理人在企业内部成立重整程序保障委员会与生产运营委员会，贯通重整和生产大动脉，企业于危困之中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彰显了重整价值和意义。”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凯高端产业园区负责人说，其间，企业产出近30万吨阳极铜，实现160亿元销售收入，确保了方圆集团财产保值增值。
90%以上金融债权、境内外债权人差异化偿债诉求、企业下游供应商的脆弱处境和保障千余名职工生存权，都是做好“分蛋糕博弈”面临的挑战。
法院如何做才能最大程度优化权益保障？对此，东营中院指导管理人采取现金、留债、债转股等多元化清偿方式，秉持“安全锁定”原则，为留债和转股债权人设置多层级退出通道，由投资人指定的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境外债权人转股债权，实现境外债权人权利变现。同时，综合考虑债务人资产变化、未决诉讼等对债权金额影响因素，设立股权池回拨机制，最大限度稳定债权人预期。
境外债权清偿涉及资金出境问题，对此，法院及时启动市级层面府院联席会议，通过多方沟通研判，在法律框架下寻求最优解，确定通过外债登记和内保外贷登记通道及登记主体完成购汇付汇出境。最终，21家境外金融债权人10亿余元偿债资金跨境支付工作顺利完成。
据悉，重整后的方圆集团实现高质量运营，2023年实现净利润5.71亿元，40万吨铜产能整合绿色化升级项目入选国家发改委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清单。
“该案件通过对标国际、守正创新、联动推进，真正实现了企业挽救、债权人利益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三重目标。”东营中院党组书记、院长赵国滨说，法院将持续发挥联动机制作用，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理念，努力寻求各方权利保障的“最大公约数”，以高质量司法助推企业发展，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司法力量。
图片新闻
“数字警察”守望平安乡村
磁县公安创新警务模式提升治理效能
□ 本报记者 周宵鹏 李雯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崔岩
现代警务模式警力下沉乡村、提升科技支撑精准赋能警力、有效治理乡村打通服务末梢……面对当地山区农村地广人稀、警力不足等问题，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公安局将白土、北贾璧、陶泉三个山区派出所合并成白土中心派出所，并以该派出所为抓手，通过整合多种群防力量、建设AI防控体系、打造“一窗通办”模式等举措，创新开展“数字警察”建设，全力推动磁县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先行。
数字赋能解民忧
“警察同志，我家13只羊丢了，不知是被偷走了还是走失了，赶快帮我找一找吧。”近日，接到白土镇白土三街村村民韩国文报警求助，白土中心派出所民警丝毫不敢怠慢，迅速到达报警现场查看。
经实地查看发现，羊圈位于半山腰，位置偏远，交通不便，查找难度大。民警随即通过“AI立体防控体系”迅速锁定走失羊群信息，利用无人机空中搜寻，辅助搜救犬侦查引导，不断扩大搜索范围。最终，在距离羊圈约10公里的一处山沟找到羊群，13只山羊完好无损。
2023年底，白土中心派出所与磁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协同联动，新安装视频监控大屏，将政府新建的水利、自然资源、林业及省界监控600余路，全部接入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和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民辅警24小时轮值，实现“一屏观全域，一屏管全所”。
在打造硬件防控的同时，白土中心派出所结合中国电信云网服务建设，打造“AI立体防控体系”，在重点部位、村出入口、校园周围等处，新装和改装AI视频监控500余路，实现所有村庄主要干道、主要河流、主要山头“数字哨兵”全覆盖。
据悉，该AI视频监控具备邻里守护、夜间异常车辆抓拍报警、巡河巡库远程喊话警示等功能。
“AI立体防控体系”建成以来，协助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找回羊群2次、救助流浪人员10名、防溺水喊话提醒50余人次、查找走失人员10名、协助破案10起。
一窗通办惠民生
“叔啊，现在都不用跑到所里来办业务，在手机上点一点，网上就能办了。”近日，白土镇白土三街村民吝海生到白土中心派出所为其在北京打工的家人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时，民警亲切地说。
该所“一窗通办”民警手把手教吝海生怎样在网上申请，并表示，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所里力争当日受理当日办结，以最快的速度反馈到申请人手机上，减少群众等待时间。
“以前还得让家里人跑到所里开具证明，开出来还得快递过去，快的话三、四天，慢了得一个星期，没想到现在这么方便了！”听了民警讲解后，吝海生感叹道。
近年来，磁县公安局聚焦群众期盼关切的政务服务事项“就近办”“一次办”，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发挥公安派出所点多面广、贴近人民群众的优势，积极打造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以“一窗通办”模式为标准，在白土中心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将8项交管业务、45项户政业务、1项治安业务下沉到派出所。
白土中心派出所开设“一窗通办”以来，对业务办理进行升级改造，购置业务设备，科学设置功能区块，整洁的工位台面放置着办理业务流程指引。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户籍业务窗口增设AI办证机器人，车驾管业务提供在“家门口”服务，实现业务“一站式”“零距离”“全天候”便捷高效服务。
主动服务暖民心
帮司机修理抛锚的货车、帮群众给电动车充电、送病人就医、帮助企业打开销路……自白土中心派出所成立以来，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也正是无数这样的小事拉近了警民关系，让村民们更加了解公安工作、支持公安工作。
近年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在开展警民互动活动中，赠送的“警小熊”意外走红，但一“熊”难求，各地需求量远远大于供给。
在走访入户时，白土中心派出所负责人姚杰了解到当地有一家毛绒玩具加工厂，因交通不便、销路不畅，正面临生产经营难题。经多方沟通联系，该派出所在销售方和本地玩具厂之间架起合作桥梁，为企业引进“警小熊”生产需求。
同时，在当地公安机关的警民互动活动中，通过宣传反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知识等方式送小熊，厂家也能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售卖，不仅扩宽了销售渠道，扩大了生产规模，还提供了就业岗位，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为有效破解基层警力不足、覆盖不到位带来的农村治安管理难题，磁县公安局在原有社区“一区一警”、农村“一村一辅警”的基础上，在全县274个村（社区）各选聘一名警务助理，创新实施“一村一警（辅警）一警务助理”模式，协助包村民辅警开展警务工作，进一步缓解警力不足现状，提升基层治安防控能力。
“目前‘数字警察’成了磁县一张代表平安的‘名片’，给群众带来安全和方便。下一步，磁县公安将顺应新时代新特点和人民群众新需要，聚焦发力、创新实干，解锁数字警务更多‘打开方式’，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磁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
全国司法行政新闻宣传工作培训班在京举办
本报讯记者赵婕 近日，全国司法行政新闻宣传工作培训班在司法行政学院举办。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振江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培训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法治工作和新闻宣传工作的部署要求，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标新时代新征程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要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升司法行政系统宣传骨干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为司法行政改革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培训班邀请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专家学者围绕加强新时代政法宣传舆论工作、全媒体时代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等主题进行授课。学员一致认为，本次培训政治站位高，授课内容务实管用，贴近司法行政系统新闻宣传工作实际；纷纷表示要将学习成果运用到具体工作中，不断提升法治新闻宣传工作水平。
培训期间，通报了运用《法治日报》《中国法治》做好法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名单，举办了运用《法治日报》《中国法治》做好法治宣传工作座谈会。
各省（区、市）司法厅（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监狱管理局，司法部机关各厅局、各直属单位负责同志约110人参加培训。
全国打击治理农村赌博工作现场会召开
对地下“六合彩”等突出违法犯罪专项摸排重点攻坚
本报讯 记者张晨 10月11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会同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体育总局有关司局在浙江宁波召开全国打击治理农村赌博工作现场会，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部署进一步深化打击治理农村赌博工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会议指出，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在持续深入推进“清风”系列专项行动，保持对农村赌博违法犯罪严打严治高压态势基础上，积极会同党委宣传部、政法委和司法、农业农村、文旅、体育等部门，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赌博问题，持续深化防范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今年以来，打击治理农村赌博呈现“两升两降”态势，即打掉农村赌博团伙、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同比上升，全国农村赌博刑事案件、警情持续下降，农村赌博违法犯罪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农村社会风气和治安环境持续净化。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客观评价成绩、深入分析问题，切实增强做好农村赌博打击治理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健全完善“党建统领、公安牵引、部门联动、基层协同、群众参与”工作机制，锚定“警情案件持续下降，禁赌工作形成氛围，文明乡风深入人心，共治格局全面构建”四个目标，积极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共治警务，坚决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持续推进平安乡村、法治乡村建设，有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会议强调，要强化研判预警，及时准确掌握本地农村赌博特点、趋势、问题，针对性开展打击整治。要坚持重拳出击，依托“清风”系列专项行动，重点针对跨区域流动开设赌场、地下“六合彩”、“季节性”“纠集性”聚赌等突出违法犯罪，组织专项摸排、重点攻坚，彻底查清组织架构、资金链条，深挖打击组织者、经营者、获利者和幕后“保护伞”。要坚持重点防控，强化涉赌重点人员帮扶转化，加强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巡查，坚决消除农村涉赌风险隐患。要坚持多元共治，以乡村治理为契机，在引导自律自治、培育文明乡风、推进文体下乡、夯实基层治理、强化宣传教育等方面形成合力，不断深化农村赌博治理工作，全力筑牢农村治赌防线。要坚持以专对专，建立完善“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不断加强治安行动队伍专业化体系化建设，把治安执法队伍做专、业务做精、能力做强，为打击治理农村赌博工作提供强有力保障。
舞钢检察守护群众“脚下安全”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董敏 姜文生
“铁山大道东侧路南人行道上窨井盖缺失盖板、井口敞开、周围未设置任何警示标识和防护措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近日，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接到热心群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后，第一时间指派公益诉讼办案组干警前往现场了解情况。
经现场勘查，走访群众，检察干警固定了相关证据，认为应该启动公益诉讼相关程序，遂提请院检察委员会进行分析研判。舞钢市检察院研究后，决定启动诉前磋商程序，与舞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展开诉前磋商，准确认定责任部门。经过磋商，舞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担市政设施监督管理职责，应当由其督促相关建设单位消除安全隐患。该局迅速督促整改，目前问题已得到解决。
“该类窨井盖缺失现象在全市是否还存在？”此案办结后，舞钢市检察院将事后监督变为事前服务，成立专案小组，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窨井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公益诉讼专项行动，重点对各街道、小区、校园门口等人员密集区域的污水井、通讯井等不同类型的窨井进行“地毯式”排查。经调查发现，辖区内存在井盖缺损、塌陷、松动、维修时未设置安全提示等问题8处。
针对排查出的问题，8月20日，舞钢市检察院及时与相关行政机关进行沟通，督促其依法履职，对问题井盖及时进行修复、更换。目前，8处存在安全隐患问题的窨井盖已全部进行整改。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问题井盖’不时出现，但窨井盖管理涉及燃气、电力、通信等行业，分属不同部门管理，综合协调养护难度较大。我们与相关部门就窨井盖管理进行磋商，厘清权责，健全协作配合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我们还将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人士，通过走访周边居民、实地查看等多种形式，对窨井盖的治理效果开展监督，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和意见，促使窨井盖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与社会各界共同守护好群众的‘脚下安全’。”舞钢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顾武修说。
“警花花”校园讲授开学禁毒“第一课”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马金顺
□ 本报通讯员 质文秀
每逢新学期，陕西省女强制隔离戒毒所“警花花”禁毒法治宣传队都会走进中小学讲授开学禁毒“第一课”。
“‘开学第一课’，禁毒锦囊请收好！”8月29日，“警花花”禁毒法治宣传队干警走进西航中学，为同学们带来了一份特殊的“开学礼物”。
“未央区讲武殿小学位于‘城中村’，外来务工子女人数占比较大，给孩子们上一堂禁毒法治课刻不容缓……”
“西航中学的学生们思维活跃，这次咱们组织他们开展一次禁毒法治小游戏……”
今年以来，为切实做好中小学生毒品预防教育工作，西安市未央区禁毒办联合区教育局和省女戒毒所在全区中小学开展了一轮深入的禁毒普法宣传教育活动，省女戒毒所按照“一校一特”+“一周一校”的模式，将禁毒教育带到未央区中小学“开学第一课”的课堂上，实现禁毒教育在全区学校全覆盖，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
“这些看似常见的‘零食’，其实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活动现场，干警将“神仙水”“跳跳糖”“巧克力”等一系列看似食品、饮品的仿真毒品模型呈现在孩子们面前，让同学们更加直观地识破新型毒品的伪装，帮助他们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在今年秋季“开学第一课”上，干警结合今年“6·26”国际禁毒日主题“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的重要意义，为西安市第十一中学的同学们讲解了麻精药品的概念和滥用危害。干警还紧扣普法案例，用以案释法的形式，通过讲述戒毒人员真实的吸毒案例警醒大家，毒品会摧毁健康、毁灭家庭、危害社会。
“我们希望通过‘开学第一课’，为孩子们提供丰富的‘禁毒法治套餐’，将禁毒意识根植于青少年心中，守护他们的成长之路。”“警花花”禁毒法治宣传队负责人李丹说出了她们的初衷。
嘉善干窑“一室引领两队”激发共治新动能
本报讯 通讯员郦俐婷 近年来，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干窑镇将“民声一键办”融入“141”体系，以综合信息指挥室为龙头、综合执法队和民声服务队两支队伍为基石，通过“一室引领两队”形成以“集中受理、分流转办、协同处置、跟踪督办、数字赋能”为主线的共治格局，推进矛盾有效化解、把矛盾解决在基层。
综合信息指挥室收集跟进来自“民声一键办”、信访、警情、网格等多个渠道的民生问题，更快更好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同时，民声服务队还在辖区开展反对网络谣言、远离毒品、防范经济诈骗手段等防范教育，做好毒品预防和在册人员协同管控，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自觉抵制毒品、反诈防骗的意识与能力，同步进行政务服务、出入境等政策宣传，让基层治理更加高效。
武汉公安聚焦服务保障“演艺之都”建设
今年以来882场大型活动交出安全答卷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刘欢
□ 本报通讯员 王威
周末里，三五朋友相约听场演唱会、看场体育比赛，逐渐成为湖北省武汉市市民生活的新常态。
今年初，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演艺经济、打造“演艺之都”。今年7月1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营业性演出审批权下放至武汉等6个城市。
《法治日报》记者从武汉市公安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市公安机关聚焦服务保障“演艺之都”建设，以“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为牵引，不断创新优化大型活动安全管理，服务保障武汉文旅体产业高质量发展，确保了215项882场大型活动绝对安全。
智慧警务 润物无声更安全
“赛道边的樱花太美了，让我爱上武汉这座城！”说起数月前参加“2024武汉马拉松”的经历，浙江选手小白赞不绝口。
3月24日，“2024武汉马拉松”如期举行，参赛人数超过3万，创历届之最。不过，武汉公安投入的安保力量却是历届最少。
“我们充分利用数字孪生智能警务系统、‘情指行’（情报、指挥、行动）一体化平台、智慧交通等安保工具强化科技赋能，变‘铜墙铁壁’式安保为‘润物无声’式安保。”武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此次武汉马拉松安保中，武汉警方依托AR实景、三维地图，汇聚视频监控、人员计数、警力分布、一标三实、实时警情等数据，密切掌握赛事现场动态变化趋势，打破常规式警务布局，动态调整力量部署，实现“以动制动”“以快制快”。
赛事期间，武汉警方实施“水陆空轨”立体护航，地面安保力量从凌晨4点起梯次上岗，按照“内外分隔、以面保点、精准管控、智慧诱导”的原则，分时、分段、分区滚动管控、梯次解除。武汉警方通过城市视频监控系统和警用无人机开展赛道沿线空中巡视，根据实时治安、交通态势精准用警。
此外，武汉交警对比赛及路况在线直播，并联动导航软件将赛事期间交通管控措施制作到地图导航中，开展交通诱导，确保各区赛段在比赛队伍通过后30分钟恢复交通。
在武汉，像这样的警务科技手段已广泛运用于各类大型活动中，并取得实效。据统计，今年以来，武汉各类大型活动中警力投入较往年减少20%以上。
主动警务 审批提速更高效
6月29日，一个平凡的周六，武汉警方迎来大考：武汉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同时举办2024赛季中超联赛第17轮主场比赛和2024徐佳莹武汉演唱会。
同一场地同一时段举办两场不同类型的大型文体活动，在武汉市尚属首次。接到两个承办方的申请后，武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在加快审批进度同时，逐一上门指导完善安全措施。
为确保两项活动同时落地举办，做到球迷和歌迷流动线路互不干扰，武汉警方经过专业研判，将武汉体育中心5号门、8号门作为主、客队球迷进出通道，7号门作为歌迷进出通道，用精细服务保障两项活动的绝对安全。
今年以来，为积极支持武汉市政府“培育文娱旅游、体育赛事等新消费增长点”政策，武汉公安实施主动警务，做优审批，通过简流程、缩时限、设通道等系列优化措施，支持发展演艺经济。
武汉市公安局明确：对预计参加人数在1000人以上5000人以下的活动申请，由活动举办地公安分局受理许可；预计参加人数超过5000人或跨区举办活动的申请，由市公安局受理许可。
武汉警方还将安全许可法定时限由“7个工作日之内”缩短至“5个工作日之内”，并将符合安全条件且市场效果好、活动承办方临时决定增加场次的演出活动，纳入快速审批通道。
“原以为很繁琐，没想到3天就办完了审批手续。”7月29日，北京某演出公司负责人拿到安全许可证后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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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服务 全面保障更贴心
观众流动线路存在对冲、缓冲区空间不足、进出通道狭窄……今年3月，武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大型活动安保大队民警朱锐、鲁辉对五环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展安全检查，向场馆方指出了这些隐患。
此后，两位民警先后4次前往实地踏勘，为场馆重新规划设计“远端切块、中端管控、近端分流；整体大循环、局部小循环”的人员进出方案，指导场馆方更换了79个老旧区位号牌、增设133个路线指示牌，并拆除看台的92个固定座位。经过改造，五环体育中心体育场各个看台原1.5米宽的进出通道拓宽至5.1米。
既要确保安全，又要充分利用场馆容量，发挥经营潜力。今年以来，武汉警方靠前作为，组织治安民警主动上门，帮助场馆提升安全保障服务能力。
武汉警方治安管理部门按照“一馆一策”，指导场馆方加强安全基础设施和人防、物防、技防设施建设，完善各项应急预案，督导活动主办方按标准落实所需安保力量，加强专业岗前培训和演练，确保安保力量“明职责、知任务、善操作、会处置”。
武汉警方还积极会同属地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在活动现场划设专门“摆摊区”、定制专业“轨道+公交线”、设置暖心“会客厅”、安排“公安巡控力量”、部署“医疗急救队”，将“演艺经济”的“流量”变成“文旅体产业”的“留量”。
“我们将继续创新警务机制，转变服务理念，为武汉发展演艺经济、打造‘演艺之都’贡献力量。”武汉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说。
夹江以“深耕善治”破解“末梢困境”
□ 本报记者 马利民
□ 本报通讯员 谷才霞
“没有想到我们这个远近闻名的‘脏乱差’小区，也有翻身的一天！”居住在四川省夹江县城区学业街某自建小区的住户们由衷感慨道。2023年，夹江县公安局开启“深耕计划”，全局上下聚焦重点领域，俯首“深耕”基层一线的治理“死角”，全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此同时，进一步制定“蓝盾计划”，通过加快构建完善空中、街面、社区三大警务体系，用“公安蓝”为群众架起坚不可摧的“安全盾”。“深耕计划”以及“蓝盾计划”启动近两年来，夹江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初步建立，“警务实战空地协同、街面打防互为支撑、社区警务警群共建”的目标正在稳步实现。
聚焦“沉疴痼疾”
近百个“三无”小区迎来蝶变
“原来这里乱得很！”今年8月中旬，《法治日报》记者走进位于夹江县主城区学业街某自建小区时，一整排自建老房子映入眼帘，房屋外表虽陈旧，但小区内设有三个智能门禁系统，车位规划合理整齐，小区虽然看上去狭窄，但十分整洁有序。说起这个自建小区的过去，居民们感慨万千。“这个小区原来混乱得很，经常失窃，还有为了车位吵架、打架的事，基本上每天都在发生。”小区业主王女士说。
为从源头治理乱象，去年以来，夹江县公安局漹城派出所深入学业街某自建小区开展清查行动，为其安装门禁系统，划定停车区域减少住户矛盾纠纷，同时，引导房东与租客签订租房合同，保障双方合法权益。
目前，夹江县公安局已治理老旧小区近百个，均统一规划设置城区老旧小区楼栋、单元、门牌等标志，提升了公安网格化服务管理能力。按照精细化管理思路，全面排查了老旧小区出租房信息和底数，筑牢了出租房管理防护网，改善了老旧小区和自建房的环境和安全问题，也增强了公安机关与居民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深耕社区警务
“四支队伍”筑牢基层平安防线
“小区地下车库突然堆放了大量衣物、纸箱等易燃物品，极易引发火灾安全事故，请求尽快前来处置。”前不久，夹江县漹城镇工农社区警务室“信息员”老杨向漹城派出所推送了这样一条信息。收到信息后，派出所立即指派工农社区警务室的民辅警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前往处置，安全隐患被第一时间排除。
“我们信息员主要搜集我们小区里面甚至楼栋里面的一些突发情况或者异常情况，第一时间上报，及时排除隐患。”老杨介绍说，信息员主要由网格员、治安积极分子组成，目前工农社区共有9人，涵盖了社区的每个小区，实现预警触角全覆盖。
“社区警务信息队只是我们组建的队伍中的一支，另外我们还组建了调解队、巡逻队以及服务队。”漹城派出所所长孙全勇介绍说，巡逻队由社区干部、企业保安员共22人构成，主要负责开展日常治安巡查和邻里守望；调解队由社区干部、社区民辅警、村民代表、业委会成员共41人构成，负责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力争实现矛盾不上交；服务队目前已招募党员100余人，主要开展综治宣传和平安创建，向群众宣讲普及反诈知识等。
为充分发挥社区警务在警务服务、联防联治的前沿堡垒作用，该所还在工农警务区试点小案件、小安全、小纠纷、小事件、小信访、小困难“6小预防警务”简易工作程序，切实提高办案效率，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目前，在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治安积极分子等群防群治力量的助力下，社区警务工作效能全面提速，基层治理效能得到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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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街面警务闭环
为群众架起安全“蓝盾”
“警察同志！我女儿丢了！请你们帮我找一下！”去年国庆期间，带着女儿来夹江县游玩的王女士不慎在途中与女儿失散，情急之下拨打了报警电话。时值假期，王女士与女儿失散的地方又恰好处于景区内，人群密集，寻找难度较大，为尽快将小女孩找回，避免其他意外情况发生，夹江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立即指派空中警察大队用无人机协助查找，在掌握了女童衣着、体貌体征后，无人机执飞民警启动无人机开展地毯式搜寻，很快便发现了失散小女孩的身影，成功将小女孩送回到母亲身边。
去年5月以来，为强化全域立体防控网，夹江公安专门成立空警大队，主要开展巡逻防控、应急处突、社区应用、侦查勘采、抢险救援等，同时，与街面探头、路面警力组成三层立体防控网，初步建立起空中侦查、警力投放、后台计算立体化作战模式，无人机的投用，解决了复杂地理环境下警力少、搜寻慢、耗时长的难题。
此外，夹江公安还围绕打击整治盗、抢、骗等街面多发侵财犯罪组建了“轻骑兵快反中队”，成立至今，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62人，处置突发事件36起，救援轻生人员31人，现场调解纠纷102起。
基层作为感知社会风险的“神经末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夹江县公安局通过落地“深耕计划”，全力打造“夹江公安蓝盾”，群众安全系数不断提高，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39.99%，行政案件数同比下降30.65%。在强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夹江公安专攻社会治理重点、难点，全面做实基层派出所战斗实体，充分发动群众力量，走出了一条紧扣“深耕善治”的基层治理之路。接下来，夹江公安将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守为民初心，创新基层治理，奋力描绘出一幅幅社会和谐、平安有序的美丽“枫警”。
延边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汇民意解民忧
□ 本报记者 刘中全 张美欣
□ 本报通讯员 苗兴龙
山清水秀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东部，这里常住人口约180万人，是我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和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一直以来，延边州将“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创新结合，先后多次被评为吉林省地市级安全感满意度第一，为全域旅游和经济发展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今年年初，全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工作会议在延吉召开，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延边实践的进一步深化，为延边振兴发展跨越赶超贡献了政法力量。”近日，延边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金星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综合治理 源头化解矛盾纠纷
“拖了好久了，还好有你们帮忙调解。”延吉市某开发公司负责人感慨道。
2014年11月，延吉市某开发公司与某村小组签订房屋置换土地使用权协议，约定该公司以一定面积的房屋与村小组100余人置换该村某块土地使用权，在置换过程中，由于该村参与置换房屋的村民增加，导致置换房屋面积增多，开发商与村小组成员代表协商后，村小组承诺增加一部分土地使用权补偿给开发公司，但因后期增加的这部分土地性质调整，开发公司无法正常使用，导致经济损失严重。
今年8月，开发公司来到小营司法所申请调解。调解员细致研究后，决定组织村小组成员代表和开发公司代表现场调解。经协调，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村小组同意一次性赔偿开发公司160万元。至此，该纠纷得到成功化解。
今年以来，延吉市综治中心指导全市调解组织受理调解案件1800余件，调解成功率98.23%。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创新制定“纠纷类警情衔接化解”“公安+法院+司法+信访”联动解纷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对各类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与及时化解。
“延边州目前有人民调解员6200余人，截至今年年初，全州共开展矛盾纠纷排查1.8万余次，调解1.3万余件。”延边州委政法委副书记禹君表示，这些成果的取得，正是延边州一直以来坚持源头预防、综合治理的结果。
智慧治理 源头预防风险隐患
前不久，家住龙井市梨园街道某小区的张大爷在出门遛弯时，发现一户居民家中有烟从窗户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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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敲门无人应答。担心发生火灾，张大爷通过“智慧云码”将这件事上传至“梨小二”智慧治理服务平台“您‘码’上说、我马上办”板块。
综治中心收到预警后，立即联系网格员和社区民警前往现场查看。网格员第一时间与房主取得联系，房主称可能是忘记关闭炉火而使铁锅烧焦冒烟，但一时无法返回家中。征得房主同意后，民警和网格员联系开锁公司打开了房门，并及时关掉煤气，防止了火灾的发生。
由于“梨小二”智慧治理服务平台的高效响应，一起火灾风险得以及时消除。“梨园街道辖区面积大、居民居住分散、人员构成复杂。根据这些特点，梨园街道创建了‘梨小二’智慧民生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店小二’式贴心服务。”龙井市委政法委综治科科长赵思翔说。
龙井市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引领，依托“海兰江e站”综合民声系统、“梨小二”民情恳谈室等，努力把为民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基层治理“神经末梢”，以“民意诉求随时表达、民情需求快速反应、民生事件及时解决”为出发点，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这是延边州推广智慧治理服务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延边州在8个县（市）96个乡镇（街道）建设综治中心，全面开展信息化服务管理，现已覆盖千余村（社区），形成了上下联动、快速响应的服务网络。
联动治理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真是感谢你们，解决了困扰我们七年的难题啊！”拿到工资的农民工张某激动地说。
2017年，某劳务公司老板赵某与李某签订钢筋施工合同，赵某将在建工程的钢筋施工部分分包给李某。此后，李某联系张某等13名农民工作为钢筋工人进行施工作业。施工完成后，工人向李某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但李某以赵某未结算工程款为由，拒绝支付。此后，工人也曾找到劳务公司，劳务公司表示，工人并不是劳务公司找的，这笔款项不应由公司承担。
近期，工人来到和龙市综治中心求助，工作人员将此项问题交由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刁永斌负责牵头承办，经多方沟通查证，刁永斌发现工程款早已结算完毕，但劳务公司和李某未进行对账。经协调，劳务公司同意支付剩余款项给李某。为确保工人得到报酬，刁永斌和法院沟通后，通过诉前调解确保李某的支付义务。最终，13名工人的工资全部给付到位。
近年来，和龙市委、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共建立了1个市综治中心、11个（街道）综治中心，99个村（社区）综治中心，紧密完善的治理体系，让每一个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回应和有效解决。
“延边州在县（市）、镇街、村（社区）三级，依托综治中心有效整合各政法单位、相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各方资源，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充分发挥‘一站式’解纷作用，就地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类矛盾问题，确保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延边落细落实见行见效。”禹君说。
珲春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等“一站式”办公服务场所，加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汪清县长荣街道“三百工作法”打造源头化解矛盾新模式；敦化市“四个三”工作模式全方位化解群众“急难愁盼”；安图县通过“人大代表接访日”活动，搭建起干群沟通的桥梁……
“法治是最好的社会稳定剂，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创新和实践启示，也是我们一直以来践行的宗旨。”周金星说。
百亿铜企涅槃重生
□ 本报记者 梁平妮
□ 本报通讯员 张树欣 李楠楠
盘活存量资产62.6亿元，化解不良资产370余亿元；475家债权人债权获依法清偿；21家境外金融债权人偿债资金已完成兑付并顺利出境；1600余名职工实现稳定就业，遗留社保欠缴问题同步解决……在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努力下，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公司）等20家公司破产重整案圆满办结，百亿铜企实现“涅槃重生”。
“在东营市委、市政府和法院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为企业按下重启键，在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下，助力原方圆系企业重生。”9月5日，东营中院法官深入重整企业山东中金岭南铜业有限责任公司走访调研时，该公司有关负责人握着法官的手激动地说。
方圆集团（对方圆系20家公司统称）以方圆公司和东营鲁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方公司）为核心企业，共有关联公司35家，主营铜冶炼以及金、银、镍、铅、锌等金属材料加工等业务，连续多年入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50强、山东省百强、中国企业500强。2019年以来，受市场行情波动、融资结构失衡、企业管理失范等因素影响，企业爆发严重债务危机陷入经营困境，因负债规模巨大且涉及多家境外金融机构，成为山东省政府重点关注的风险企业。
2022年初，债权人向法院申请方圆公司及鲁方公司破产。为妥善化解方圆集团债务风险，东营中院裁定受理两家公司重整案件，并对与其相关联的共计20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
“该案涉及债权人人数众多且结构错综复杂，21家境外金融债权人分布在16个国家和地区。境外债权人对中国司法重整程序多有疑虑，在案件审查期间即向法院发函表达诉请。”本案承办法官胡祥英说，因此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构建有效、可持续的对话协调机制是关键。
基于境内外金融债权人在重整程序前成立了东营方圆集团省级金融债权人委员会和东营方圆集团境外债权人协调委员会的实际，东营中院指导管理人综合考量债权金额、协商便利度、参与积极性等因素，从中选任部分成员，组建重整沟通协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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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程序中，推行重整沟通协商平台和债权人委员会并行运作机制，确保情况及时通报、流程全程跟进、事项参与决策，以规范的信息披露确保信息获取的对称。
重整程序也同样面临资源不足以清偿债务的难题，法院深知程序公开透明与债权人参与度对保障重整程序顺利推进的重要性。“案件办理中，法院牢固树立‘债权人的事债权人说了算’‘债权人的事便利债权人办’理念。考虑到债权人体量大和分布地域广，为便利债权人参与重整事项，对于重整听证会、债权人会议、投资人遴选评审会等重大会议，法院指导管理人同步畅通债权人线上参会通道，引导债权人在线参与程序，发表意见。”管理人介绍道。
对于投资人招募和遴选方案，法院则广泛征求债权人意见，由1名管理人代表和8名债委会成员组成评审委员会，按照“评审+竞价”方式，经过多轮评审磋商，最终引进国有上市公司深圳市中金岭南股份有限公司为重整投资人，形成各方高度认可的重整计划草案。
“企业生产稳定，职工就业稳定，区域金融稳定”的经营定位和重整目标为企业化解经营危机和运营基本面复苏指明了方向。
“企业生产经营稳定是一切重整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企业出现风险后，政府及时成立工作专班，协调债权人成立东营方圆集团省级金融债权人委员会和东营方圆集团境外债权人协调委员会，协调债权人一致行动稳控风险。重整程序中，在政府专班的支持和配合下，法院指导管理人在企业内部成立重整程序保障委员会与生产运营委员会，贯通重整和生产大动脉，企业于危困之中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彰显了重整价值和意义。”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凯高端产业园区负责人说，其间，企业产出近30万吨阳极铜，实现160亿元销售收入，确保了方圆集团财产保值增值。
90%以上金融债权、境内外债权人差异化偿债诉求、企业下游供应商的脆弱处境和保障千余名职工生存权，都是做好“分蛋糕博弈”面临的挑战。
法院如何做才能最大程度优化权益保障？对此，东营中院指导管理人采取现金、留债、债转股等多元化清偿方式，秉持“安全锁定”原则，为留债和转股债权人设置多层级退出通道，由投资人指定的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境外债权人转股债权，实现境外债权人权利变现。同时，综合考虑债务人资产变化、未决诉讼等对债权金额影响因素，设立股权池回拨机制，最大限度稳定债权人预期。
境外债权清偿涉及资金出境问题，对此，法院及时启动市级层面府院联席会议，通过多方沟通研判，在法律框架下寻求最优解，确定通过外债登记和内保外贷登记通道及登记主体完成购汇付汇出境。最终，21家境外金融债权人10亿余元偿债资金跨境支付工作顺利完成。
据悉，重整后的方圆集团实现高质量运营，2023年实现净利润5.71亿元，40万吨铜产能整合绿色化升级项目入选国家发改委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清单。
“该案件通过对标国际、守正创新、联动推进，真正实现了企业挽救、债权人利益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三重目标。”东营中院党组书记、院长赵国滨说，法院将持续发挥联动机制作用，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理念，努力寻求各方权利保障的“最大公约数”，以高质量司法助推企业发展，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司法力量。
警民板凳会 有事敞开说
张家港大新派出所警务触角深入村组院落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吴宇星 潘鹏飞
“好了，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也是坐在一张板凳上的兄弟，这些小事我们就别争个不停了。”9月10日傍晚，家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大新镇新南社区的丁先生和王先生原本因为空调外机漏水问题发生纠纷，在张家港市公安局大新派出所民警吴强组织的“警民板凳会”上，两人握手言和。
为畅通民意反映渠道，解决居民身边事，2023年6月以来，大新派出所牢固树立“派出所主防”理念，探索推行“警民板凳会”，发挥“小板凳、大旗帜”作用，组织社区民警、辅警下沉社区，“零距离”贴近群众，听民意、察民情、议民事，通过“零距离”倾听群众声音，“面对面”商讨症结所在，“心贴心”解决实际问题，探索了基层治理共商共治新思路。
“家里人”就要“常走常亲”
“各位叔叔阿姨晚上好，我是社区民警陆凯，今晚是我第一次来，有啥问题建议尽管提……”3月29日傍晚，大新派出所民警陆凯这段开场白之后，一场热闹的“警民板凳会”在大新镇新闸村开启。
聊安全、话反诈、说家常……几番操作下来，原来是新警的陆凯已经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小陆。
2023年夏天，辖区不少村民搬入拆迁安置小区，原本“同村同舍”的认同感逐渐降低，不少年轻人甚至是中年人都变成“回到家就关着门”的状态，民警“进不了门、见不到人、说不上话”也成为常有的事。
如何能快速与群众建立沟通纽带？吴强在走访中发现，部分村民保留了晚饭后聚集在楼道外纳凉聊天的习惯，便主动加入进去，靠着一个挎包、带着一张板凳，就这样一步步迅速与群众“打成一片”。
很快，吴强的经验被其他民警“抄作业”，这一模式在辖区内各村遍地开花。此后，大新派出所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针对辖区治安防控薄弱环节，将普法宣传、纠纷调处、警民恳谈等工作与“警民板凳会”相融合，更加系统化动态调整社区民警进村入户时间，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流动警务”。
“俗话说：亲戚常走常亲，做群众工作也同样如此。”大新派出所教导员范琪玮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村民搬板凳围在一起拉家常的习惯由来已久，民警、辅警加入其中，与群众同坐一张凳、齐议一难题、合办一件事，将自己当成群众的“家里人”“自己人”，将警务触角深入村组院落。
今年以来，大新派出所依托“警民板凳会”，开展防范宣传32场，排查整治安全隐患200余个，调解各类纠纷50余起，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实现了双提升。
“百姓话”说好“群众琐事”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我们就以‘老桩’为基准，重新划定地基线。”3月25日下午，在大新镇新凯村“埭上老家”召开的“警民板凳会”上，村里孙、王两家历时多年的宅基地纠纷，经过多方努力，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此前，只要说起这两家的矛盾，同村人只要有耳闻地都会叹气摇头说句：“没法提（方言：不好解决）。”20年前，原本十分和睦的两家人因翻修房屋时围墙的界线产生争议，甚至大打出手。双方关系的裂痕随着日常琐事纠纷的堆积不断加深，整整跨越两代人的矛盾成了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线球。
在此期间，大新派出所多次接报警情，也多次组织调解，始终没有找到突破点，矛盾化解工作一度难以推进。今年，新凯村社区民警余兵借助一次又一次的“警民板凳会”，分别从两家当事人以及周边村民口中，一点点重构起整个事件的全貌，将复杂的矛盾纠纷梳理出头绪，并邀请新凯村党总支副书记朱耀祥作为矛盾全过程的见证者一同参与调解。在几方的共同努力下，最终让积怨颇深的两家人坐在一起，持续数十年的矛盾得以化解。
朱耀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乡贤，在大新派出所组织的“警民板凳会”上时常能看到他的身影。不只朱耀祥，还有30多名乡贤与民警一起行走在田间地头、邻里间，“自家人”解决“自家事”，为民“说事”，在板凳上化解纠纷。
近年来，大新派出所充分挖掘辖区本土文化，涵养传承“弹簧”精神、“江抗”文化、“福善”文化底蕴，以辖区“燕栖小站”“埭上学堂”“幸福驿站”等特色交流平台为基础，探索出“移动调解桌”“家里说法”“娘舅来哉”等服务项目。
在“6·18龙潭感恩日”“9·9新凯家风文化节”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节日，派出所还组织民警以“板凳议事”的形式，开展送法上门、议案普法、隐患排查等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解纠纷、排隐患、讲政策、解疑惑，实现了“村里的事，村民说了算”，打通乡村治理“神经末梢”。
“连心桥”打开“群众心门”
有事敞开说、说好马上办。“板凳议事”无需会议室，一方空地，几条长板凳围在一起，大家相邻而坐，你一言我一语，群众在民警开展安全宣防、矛盾调处工作的同时，也可随时提出自己对社区管理、平安建设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近日，在大新镇新南社区“楼道消防监控AI项目”进场前，“小小板凳议事会”再次开唠：针对试点楼道的选择、项目宣传志愿团队的搭建、改建车棚的位置和功能等问题共同商议。会后，吴强将征求的所有需求和意见，积极与社区对接，实地查看并制定具体方案，很快30套智能梯控设备安装到位，得到了居民的一致认可。
“我们借助‘板凳议事会’这个平台，将群众的问题交给他们自己去商议，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得到增强。”吴强高兴地说，现在参与“板凳议事会”的居民越来越多，认可度更高了。
“警民板凳会”集政策宣讲、民主议事、现场互动、答疑解惑、建言献策、志愿服务等内容为一体，倾听群众诉求，把脉民生关切，汇集社情民意。通过一次次协商，拉近了公安民警辅警和群众之间的距离，解决了群众身边的实际问题，让群众感受到自己不仅仅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者”，更是“主人翁”，架起一座警心民心相通的“连心桥”。
“我们将持续打造‘警民板凳会’这一品牌，不仅在线下解决群众矛盾、难题，还将充分整合开发网络群聊、便民小程序等线上平台，为群众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沟通、议事渠道，实现警务服务全覆盖。”大新派出所所长臧祝祥表示。
漫步大新镇，淳朴自然的田园风光、生机勃勃的特色产业尽收眼底。这个以“和美”而闻名的滨江小镇，正纵笔书写警民共治、共建、共享的“大文章”，一派和合共生、兼容并蓄的“美美与共”景象在这里显现。
图① 民警开展“警民板凳会”与村民话家常。
图② 民警与网格工作人员一起到村民家中了解生活情况。
路文惠 摄
龙胜公安绘就民族团结“同心圆”
□ 本报记者 吴良艺
□ 本报通讯员 张宸博 吴倩茜
“红衣映霞满寨欢，警民携手齐欢歌，你说反诈我来唱歌，载歌载舞迎远客……”7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大寨村举行一年一度的“六月六晒衣节”，民辅警与红瑶同胞齐拉手共跳“团圆舞”，共晒花衣，齐开展法治宣传，篝火山歌歌颂美好生活。
这是龙胜各族自治县公安局开展法治大宣讲大走访的一幕。龙胜各族自治县素有“多民族生态博物馆”之称。近年来，龙胜公安深入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看到屋，走到哭。”提到龙胜各族自治县的地形特点，当地人都习惯打趣地用这句话描述龙胜的地势。龙胜地形地质条件复杂，从县城到最北的小镇芙蓉直线距离不到30公里，因群山阻断、峰回路转，被誉为“十二转二十六弯”。
对此，龙胜公安创新警务巡逻模式，整合交警、派出所等多警种，将警力最大化投入路面，实现“一警多能”，采用车巡与步巡相结合的“网格化+铁脚板”模式，精心组织、科学配置，确保辖区内各路段、重点区域巡逻全覆盖，治安无盲区、防控无死角，全方位、多角度、交叉式扎实开展社会治安巡逻防控工作，形成动静结合、点线相连，打、防、管、控有机结合的辖区公共安全防控体系。
同时，龙胜各族自治县公安局坚持以“防”为基，深入推进民族地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依托“基层警务+多民族参与”群防群治管理模式，“加”排查、“减”存量，联合辖区内团体、村干部等力量开展平安党建联创，积极培养能熟练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民辅警和辖区多支力量构成的调解队伍，开拓守护民族一家亲的新举措。
“乡孰（侗语：谢谢）。”今年7月，两名侗族群众在派出所民警和老村干的调解下握手言和。吴某因种植的玉米被同村杨某饲养的鸡啄食，两人争吵不下报了警。民警到达现场后，请二人到附近的鼓楼坐下，还邀请了老村干一起参与调解。“毕敲，占您雪（侗语：先别急，喝碗油茶）。”民警先了解情况，然后和村干部一同进行调解，纷争得到圆满解决。
龙胜各族自治县公安局聚焦更好满足少数民族群众司法需求，因地制宜组建少数民族“双语”（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普法小分队，用民族语言传递法治声音，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接地气、有温度的特色法治服务。
与时间赛跑的“逆袭”之路
□ 本报记者 张冲
□ 本报通讯员 李博
主营国内生态修复及环境治理领域的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一度严重资不抵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要求，如果2023年12月31日前企业无法完成重整，将面临被强制退市风险。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通过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破产重整，一年之内，企业不仅成功摆脱危困，还实现了转型新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市公司重整领域给出了司法护航实体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
上市公司艰难求存
1993年，京蓝科技公司初创，四年后成功上市，先后承担几十项国家和地方科研项目，主营业务包括节水灌溉、水生态及土壤修复、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
发展过程中，京蓝科技公司一名原高管曾对环保产业的高风险属性表示了隐隐担忧：“投资大、回报周期长，受宏观调控、政策法规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较多，对企业资金保障和持续经营能力要求较高。一旦流动性吃紧、资金链断裂，已经铺开的项目便将‘夭折’，前期投入可能都要‘打水漂’。”
2019年起，京蓝科技公司连年亏损，逐步陷入流动性危机和债务危机，到了2022年，已是债务缠身、现金断流、面临退市危机。
“我们试图通过募集资金、自行重组等方式缓解风险，但终因融资渠道有限、财务成本过高、资本市场信心不足等原因，未能成行。”尝试多种方案自救无果，京蓝科技公司万般无奈之下，决定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向法院申请重整。
人民法院蹚出新路
2023年3月18日，收到债权人对京蓝科技公司的重整申请后，哈尔滨中院配齐配强审判力量，选派业务骨干组成合议庭。在破产专班会议上，哈尔滨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刘银滨提出，对京蓝科技公司进行预重整，“以解决重整‘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制度僵局，进一步发挥司法纾困解困、‘救死扶伤’的重要价值。”
随后，合议庭先行摸底准备，采取许可继续经营、中止强制措施等举措，稳住企业基本面，同时指导临时管理人迅速全面开展清产核资、核查债权、广寻投资、沟通谈判等工作。“预重整+重整”模式有效避免企业因重整程序不可逆性最终走向破产清算败局，并为后续重整程序高效运行争取宝贵时间。
“牵扯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量大、社会影响广泛、法律关系复杂。”主审法官王琦玮同时精准指出破产重整案件的审理特点和难点。为保障重整平稳顺利进行，哈尔滨中院强化多方联动，及时充分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反复协调地方党委、政府和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支持，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条线到部门的工作体系，力求合力解决重整涉及的债务处理、信用修复、社会稳定等复杂问题。
在京蓝科技公司一息尚存之际，哈尔滨中院对其启动预重整程序，搭建一体化工作机制，为企业打开了重生之门。
危困企业重获新生
2023年6月5日，在层报取得最高人民法院同意京蓝科技公司重整复函当日，哈尔滨中院裁定受理该案，预重整与重整模式紧密衔接，企业重整正式拉开大幕。
时间紧迫，分秒必争。16家债权人联合申请指定管理人后，合议庭第一时间指导管理人创新清偿思路，采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库存回购股票抵债等多种方式，增创偿债资源；在出现资金链断裂、现金流枯竭时，立即进行共益债融资，保障企业正常运转；启动公开招募程序，吸引13家意向投资主体参与竞争，并最终确定战略投资人，成功签署投资协议；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及时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召开债权人大会……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拯救中，企业从“山穷水尽”一步步走向了“柳暗花明”。
同年11月27日，在京蓝科技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上，重整计划草案获高票通过。一个月后，重整计划规定的执行完毕标准成就，哈尔滨中院裁定终结京蓝科技公司破产程序，该案高质高效审结。
一次性引入战略投资9.59亿元，妥善化解债务88亿元，有效盘活资产30亿元，依法保护4万名中小投资者利益……重整后的京蓝科技公司轻装上阵，资产负债率大幅下降，资本结构明显改善，商业模式不断优化，逐步进入良性发展的新阶段。
更令人振奋的是，就在前不久，合议庭在监督重整企业作出业绩承诺的过程中了解到，京蓝科技公司目前成功实现战略转型，正在筹备自建ITO靶材项目，拓展铟赛道业务，以新质生产力激发产业创新动能。
“该案是冰城法院做实做优破产审判、助力企业赋能重生的典型案例，也是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地方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大局的生动实践。”哈尔滨中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喜平说。
石柱公安立体化防控护航旅游发展
□ 本报记者 吴晓锋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牟婷
随着重庆市石柱县黄水旅游度假区升级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黄水国家森林公园、千野草场等人气景区，“凉”经济“热”度持续飙升，黄水片区夏季单日最多接待游客量达24.7万人次。
为给广大游客营造良好的休闲旅游治安环境，石柱县公安局认真落实各项工作部署要求，结合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全面启动夏季旅游社会治安立体化防控勤务工作，全力护航石柱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游客玩得开心又安心。
警“景”相随 守护景区平安
整个夏季，游客们在黄水旅游度假区各大景区都会看到装备齐全、英姿飒爽的“警察蓝”巡逻执勤的身影。
“还好你们及时发现了老谭，把他送到医院，我们特别感动……”谭大爷的亲属握着民警的手，激动地说道。原来，8月24日晚上，到黄水旅游度假区支援的巡逻民警发现晕坐在路边的谭大爷，呼吸微弱，身上还有酒味。为防止发生意外，民警立即上前将其唤醒，询问身份信息，并且联系上了谭大爷的家属。经进一步询问，谭大爷患有高血压，到黄水旅游期间刚刚与朋友聚餐饮酒，感觉身体不适。得知该情况，民警立即联系黄水镇中心卫生院将谭大爷送医救治。
石柱县公安局结合夏季旅游旺季特点和景区警情形势，加大景区警力投入，加强周末和节假日期间的勤务部署，提升旅游景区、消费聚集区和夜间文化的“管事率”；采取“定点值守+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处理游客与游客、游客与宾馆之间的纠纷，持续守护经营者、广大游客的安全。
立体巡防 增强群众安全感
晚上8点，黄水大剧院广场附近依然灯火通明。沸腾的锅上冒着热气，旺盛的火焰炙烤着各色食材，前来打卡的游客、附近的居民三五成群围坐一起。巡逻民警穿梭其中，在开展夜巡防控、提升见警率的同时，及时排除相关安全隐患，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7月1日以来，石柱县公安局聚焦重点、整合资源，启动全县夏季社会面巡逻防控暨战训巡工作方案，构建“党政领导、公安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大巡防格局。优化勤务模式，推动机关警力大幅下沉，深化警种叠加巡、刑警携犬巡、群防覆盖巡等“九巡”措施，其中机训巡逻队在黄水开展警务实战训练期间，兼顾应急处突集中备勤和夜间巡逻工作。根据治安状况和人流密度，在黄水旅游度假区设定全天24小时3个巡逻时段，划定3条必巡线路；同时，在城区寰宇、时代广场片区建立平安驿站，以“点、线、面”科学布警，实现“立体式、全覆盖”的巡防效果。
优化交管 助力畅通出行
8月3日，石柱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民警在黄水镇街心花园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轿车停在道路中间，影响过往车辆正常通行。民警立即上前询问，得知车子突然发生故障无法前行，遂与行人合力将车推到不影响交通安全的区域，很快交通秩序恢复正常。
石柱县公安局坚持前移警务关口，以旅游景区、旅游集散中心、悦黄公路等为重点，采取固定查处与巡逻查处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通往景区道路的管控力度，确保车辆通行有序、安全往返。在黄水旅游中心场镇主次干道、景区景点连接路实施单向交通组织，形成中心场镇多单元闭锁循环与大范围景点环线相衔接的交通运行模式，提高整体运行效率。
在加强停车设施建设的基础上，石柱县公安局会同相关部门旅游旺季将学校、单位、建筑场地、新建道路等空地以及通行压力较小的支次路作为临时停车场，补充解决夏季旅游高峰停车难问题。同时，通过各类媒体发布景区人车流量、交通出行等便民信息，为游客提供安心的文旅体验。
多元联动 拧紧旅游“安全阀”
“过期失效的灭火器，一定要尽快更换……”7月13日，黄水派出所组织辖区夜市摊点业主、负责人召开安全管理培训会，民警在培训会上细致讲解景区夜市矛盾纠纷、噪声扰民等常见问题及相关预防、解决措施。
7月初，石柱县公安局精心部署，会同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各旅游景区景点消防技防设施、游乐器材、防护措施等开展细致检查，对辖区国道、重点旅游乡村道路等开展隐患排查，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30余处，切实将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共同打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
同时，加强“线上+线下”宣传攻势，及时发布旅游交通安全出行提示60余条，深入社区活动中心、市民广场、街心公园、大型商超和群众纳凉场所，广泛集中开展防诈骗、防溺水、防森林火灾等安全宣传，切实提升来石游客安全防范意识，倾力打造“健康养护·平安守护”黄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名片。
“在石柱黄水，吃莼菜、腊肉等土家美食，感受苍茫浩瀚的原始森林，领略山川峡谷、湖泊溪流、田园花海、传统村落等众多美景，还能随时看到一道道‘警察蓝’的亮丽身影，我们感到既舒心又安全。”游客张先生感叹道。
京山“湾长理事”助力纠纷就地化解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本报通讯员 聂卫华
“昨晚下雨我家院子里积了很多水，情急之下就在两家房屋之间挖了条排水沟，他却说会损坏他家墙脚，死活要我填上。”“挖排水沟不是不可以，两家都是邻居应该有商有量，相互尊重。”
湖北省京山市永兴街道龚场村李老汉和邻居杨老汉不久前为挖排水沟问题剑拔弩张，声称要到市里上访讨要说法。
得知消息，湾长杨福华带上湾内两名党员第一时间介入调解，经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最终李老汉主动认了错，杨老汉也打开心结同意挖排水沟，双方当即握手言和。
京山市集中连片推行带着“泥土味”的“湾长理事”机制，全面构建“村社党支部+组级党小组+自然湾湾长+党员中心户”治理体系，“湾长理事”让群众诉求有人接、有人办。
京山市在全市356个行政村社采取全体湾民推、支部委员审、支部会议定的方式公推公选有声望有威信、公道正派、热心公益事业的8106名老党员担任自然湾湾长，常态化开展事务联管、矛盾联调、服务联动、平安联建，着力提高信访问题源头治理的“灵敏度”。
湾长采取多种形式宣传《信访工作条例》、信访工作“五个法治化”、网上信访“一县一码”，让群众更加了解信访知识，遵守信访秩序。
湾长以“板凳会议”“湾落夜话”形式组织湾民对民生领域政策落实情况、湾内大型项目建设情况、相关执法部门行使权力情况随机评议，今年以来共收集整理建议意见1265条。
湾长挨门逐户地走访巡查，一旦发现相关涉访涉稳信息，翔实记载在《湾长日志》，坚持矛盾纠纷一天一清查、风险隐患一天一清除、信访群众一天一清点。
湾长还对一些简单明了诉求逐一上门核实，当天问题当天消化；暂不能解决的实行“双向承诺”，即湾长承诺按期答复，湾民承诺湾内解决；对信访突出问题跟进疏导，必要时代理群众反映诉求。
统计显示，今年以来，京山市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房前屋后小事和急难愁盼问题14193件次，基层化解率、就地吸附率达99.8%以上。
涉县检察创新培育党建品牌
本报讯 记者周宵鹏 通讯员江辉 近年来，河北省涉县人民检察院创新培育“赤光”党建品牌，以品牌之力引领检察工作创先争优。该院打造“沉浸式”教育新阵地，建成河北省内首家县级红色检察史馆“太行检印”红色检察史馆，成为唯一全面展示晋冀鲁豫边区检察史的展馆；创建“赤光”全品牌发展矩阵，推出匠心、益明、崇民等13个党建业务融合子品牌，通过组建专业团队、培树典型案例、融合宣传推介等形式，实现全品牌提质、全品牌发展；探索“标准化”党建示范模式，形成“2345”党建工作思路，搭建“赤光”智慧党建管理平台，定期开展量化条目晒成果、找差距、比作为，形成党建标准化示范标杆。
平阳萧江镇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
本报讯 记者王春 通讯员徐远虑 今年以来，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萧江镇应急消防管理站紧紧围绕“万人双评议”工作部署，积极联合交警、市监、住建、综合执法等部门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萧江镇通过全面摸底安全隐患、加大违法行为打击力度、推进充停场所建设，切实提升电动自行车安全事故防范水平，全面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目前，萧江镇共新建电动自行车“幸福电站”115个、张贴消防宣传标识2000余张、处罚电动自行车违规充停600余起，并完成630户老旧民房电气线路提升改造、550户电动自行车安全充电口改建、11处消防取水点建设。
国庆“警”色
有一种责任，是节日我在岗；有一种担当，是忠诚守平安。
国庆假期，举国欢庆。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民警辅警坚守工作岗位，默默守护在群众身边。他们的身影，亦成为节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拔草”网红店，博主与受众都有“坑”要避
□ 本报记者 宋胜男
“谁懂这一口糯叽叽的含金量”“不容错过！我不允许你们还不知道有这么好吃的宝藏店”……打开短视频平台，很多人在不经意间会被形形色色的博主探店视频“精准投喂”。
近年来，探店成为一种流行的营销手段，在带火了一批“网红店”的同时，不少探店行为也被指“打擦边球”，各类“注水”探店，虚假“种草”，损害消费者权益事件时有发生。探店的背后有哪些法律问题？如何规范探店行为？
“草”种得多了，“杂草”难免夹杂其间
“以前出门吃饭总要考虑半天，自从关注探店视频后，有了很多想去体验的餐厅。”家住北京朝阳区的程女士闲暇时爱刷短视频，经常跟着博主“打卡”。先“种草”再消费，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像程女士一样习惯先在社交平台搜索，之后被推荐再去消费的人越来越多。
不少消费者反映，有些探店视频并不靠谱，夸大其词甚至虚假宣传的不在少数。程女士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自己曾在某平台上看到多名博主推荐一家餐馆的烧鹅，并推出团购链接，看起来美味又丰盛。品尝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又干又难吃，令人失望”。
刘先生也向记者介绍，今年5月初，他在网络社交平台搜索某滨海小城旅行攻略，通过探店达人、网红视频被“种草”而到当地，仅打车就消费了几百元，游玩体验感很差。而且当地人也告诉刘先生，当地实际并非如网络达人宣传的那样，“我们本地人都不去的”。
探店宣传和实物对比宛如“卖家秀”和“买家秀”。记者从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投诉平台发现，探店类消费纠纷、虚假探店“吐槽”大量存在。在投诉平台上，记者搜索“探店团购”，相关投诉超千条。在投诉案例中，团购产品无法使用、无法退款等问题较为常见，甚至还有门店倒闭团购券照卖的情况发生。
“根据探店达人的推荐前去‘拔草’，结果却是‘踩坑’，体验感较差，和视频描述不符，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刘先生称。
消费者容易“踩坑”，商家也经常被“坑”。对于达人探店，不少商家可谓“爱恨交加”。自媒体时代，一个探店视频带火一家餐厅的故事时常发生，然而有的探店博主却强行要求商家合作，不免单就给差评，有的则发布粗糙的推文，甚至为了制造热度获得流量恶意诋毁一些餐厅，这些都令商家有苦难言。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现在一些餐厅已经不再热衷于找探店博主了，很多老板已经意识到，探店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饮鸩止渴。
强吃“霸王餐”，可能涉嫌敲诈勒索
一片红海的探店账号，“种草”的方式层出不穷，有的直接挂出链接，有的以商标形式隐藏在视频中，还有的看似是分享测评实则为营销推广。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曝出因探店引发的各类负面新闻。探店行业滋生出一些乱象，其背后也衍生出诸多法律问题。
2023年5月1日起实施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通过知识介绍、体验分享、消费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但记者以“探店”“团购”等关键词搜索了不同的社交和短视频平台，查看了50余个探店“种草”视频，发现从头到尾全程标注“广告”标识的不足10个，还有几个虽然标注了“广告”，但是字样却非常模糊，有意将字遮挡在一些图标后面，很难被发现。
“很多探店类视频实为广告代言，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应遵守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这些行为必须标明‘广告’。”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丽红表示，“探店博主收钱对餐饮店铺进行广告宣传需要按照规定进行标注，如果故意混淆兴趣分享与商业属性的探店行为就可能涉嫌违法。”
此前，某探店达人用“最省钱吃喝”“团购销售第一名”等字样，被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纠正、批评告诫。“当探店短视频以广告形式分享时，发布者如果存在瞒报价格、夸大功效、虚构使用条件等虚假宣传行为，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马丽红分析说，“不仅商家要承担虚假宣传的法律责任，探店博主在明知和应当知道宣传内容虚假时，也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实践中，还有某些博主以“探店”宣传为名，在探店过程中同时录制好评视频与差评视频，看店家是否来主动协商和给予费用，再决定发布哪个视频。“如果是凭借探店博主身份给商家施压，以给差评等为理由蹭霸王餐、索要钱财或以其他方式要挟商家情节严重的，则可能构成敲诈勒索行为，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甚至刑事责任。”马丽红说。
而在探店直播过程中，如果对特定路人进行特写，并且未经该路人同意，很可能构成对该路人肖像权和隐私权的侵犯。“如果有素人入镜，应采取打码等措施进行遮盖。”马丽红提醒。
要“探”得规范，还需加强监管
针对探店背后的乱象，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这大多与“流量”二字有关，在缺乏规则的制约下，“流量”就有可能被滥用，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光靠博主自觉，显然不够。”陈音江说，作为一种新兴的宣传方式，虚假探店等乱象有很强的隐蔽性，很难发现并认定。就平台而言，在盈利的同时还需要负起责任来。如果是拿钱推广，就应明确标注为广告，既提醒网友不要轻信，也对博主起到监督作用，一旦出现虚假宣传，可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追责。
“应进一步加强行业规范和法律监管，确保探店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推动探店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陈音江称：“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对博主探店行为的法律属性进行明确细化。监管部门也应当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同时，还应加大对探店乱象的查处力度，利用技术手段提高监管效率，对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形成有效震慑。”
针对一些探店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行业里存在的一些浑水摸鱼、蹭吃蹭喝等情况，有专家则进一步建议，平台应该设立管理规则，建立针对达人的信用评价机制，让消费者对达人探店效果、宣传的真实性等进行评价，从而规范探店达人的行为。例如，探索建立探店博主实名认证制度，确保每一位博主都对其发布的内容负责；设立探店内容的预审机制，由专业团队对探店视频或文章进行审核，防止虚假信息和不当言论的传播。
“用心程度决定未来能走多远。”对于自己热爱的探店事业，探店达人王亚男一直把“真诚”二字放在首位：“推荐的东西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把真实体验、感受说出来。有些博主或者达人一开始挺靠谱，但‘火’起来之后，就逐渐变成了纯粹的商业推广，给钱就做推广，往小了说个人品牌不值钱了，往大了说，一旦失去了大众的信任，离整个职业的衰落就不远了。”
漫画/高岳
私教课程未达宣传效果能否要求退费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王淼
私教课程需要教练为学员制定个性化的健身方案，以达成服务合同中约定的健身目标。但是，如果学员严格按照教练的要求和指导进行训练和饮食后仍未达到心理预期，如何判断相关服务合同是否达到合同目的？健身公司是否应当退还服务费用以及如何确定退还比例？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健身服务合同案件，最终判决健身公司退还部分服务费用。
2023年6月，周某与健身公司签订《私人教练训练计划及课程合同》与《健身服务交易合同》，私教合同期限为一年，共72节私教课，每节课1小时，课程费加年卡费共计25200元。
周某称，课程期间她严格按照教练的安排与指导进行健身训练，并在教练的建议下调整饮食，但经过72节课的训练后，其远远未达到健身公司所声称的“3个月明显增肌1.5公斤至2公斤，半年增长7公斤”的健身效果，并且课程前后的体测数据基本没有任何改变。故周某请求判令该公司退还全额服务费。
对此，健身公司认为，周某已上完所有课程且有健身效果，体脂率、脂肪、肌肉含量、体重等均有变化，部分月份健身效果不明显是因为周某训练强度下降、上课频率低，而且增肌锻炼要结合饮食。
法院调查后了解到，私教课期间，教练未对周某的饮食提出过反对意见或者优化建议。此外，该健身公司大堂宣传牌照片载明“私教课程未达效果免费”。
石景山法院审理后认为，周某与健身公司签订私教合同与服务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周某在签订合同前，就私教课程的目标内容向教练进行了详尽的咨询，教练亦对其确切承诺3个月内肌肉量保底增加1.5公斤至2公斤，但根据3次体测结果，周某的肌肉量明显没有达到教练承诺的效果。此外，周某在前3个月基本达到了教练要求的上课频次，即使2024年4月至5月上课频率较低，也无法解释为何半年周某的肌肉量只增长了0.4公斤。因此，健身公司应按照其承诺向周某退费。
对于退费比例，法院认为，应结合合同的履行程度、被告的过错程度及双方的举证情况来确定健身公司是否应退费及退费比例。据此，法院综合案情后，酌情确定健身公司向周某退还服务费10080元。目前，本案判决已生效。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石景山法院法官马婷婷表示，我国民法典规定了合同履行的全面履行原则，包括标的数量、质量、规格、价款、地点、期限、履行方式等方面，任何仅部分履行合同的行为都构成对合同义务的违反，都要承担违约责任。
本案中，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以及周某课程结束后的实际效果，可以明显看出双方的服务合同并未达到约定目的，因此健身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聊天记录，双方确实曾沟通过增肌与饮食相关内容，但无法确认周某是否如实将全部的饮食状况均告知教练。同时，考虑到健身公司及教练确实付出了相应的服务成本，且周某已上完所有课程，其通过训练也提升了身体素质。“健身公司所承诺的健身效果需要综合训练、饮食及个人体质等各种因素，故要求其全部退费亦属显失公平。”马婷婷说，正是基于这些因素，法院作出了如上判决。
那么，消费者应当如何签订一份高质量的私教合同？对此，马婷婷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健身服务时，应当选择信誉良好的正规健身机构，以及持有国家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健身教练，如果消费者基于某位具有特定专长，且与其存在特殊信任关系的私教而订立合同，建议在合同中明确特定私教。对频繁更换店名、经营者及场地租赁期限不明确的商家，应提高警惕，不要轻信其广告宣传。
签订书面服务合同时，消费者应在合同或协议中明确预付消费卡的合同履行地点、有效期限、优惠内容、能否退卡或转卡、私教课目标或成效、违约责任的承担等容易引发纠纷的事项，同时要注意合同中是否存在限制或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不合理地免除或减轻经营者义务、加重消费者责任的内容，消除产生纠纷的隐患。同时，应当妥善保留相关证据，如预付款协议、广告宣传册、付款凭证、微信聊天记录等能够明确双方合约具体内容的证据。此外，还要注意定期核实个人消费记录、剩余服务次数、账户余额等信息。如发生纠纷，应及时理性维权，避免自身权益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对于健身机构，马婷婷提醒，应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规范经营，提升诚信经营意识。在发行预付卡时，向消费者切实履行提醒义务，不得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不得在合同中设置显失公平的条款，从而共同促进市场诚信交易，守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时冲动咬民警，判处拘役三个月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邓彬 任禄荣
近日，重庆市民黄某某因为咬民警被以妨害公务罪判处拘役三个月。
这事儿发生在一场川渝两地联合开展的“古佛山·道林沟栈道越野赛”上，当时重庆市荣昌区根据赛事活动需要，相关部门对部分路段进行了交通管制，并设置了必要的勤务人员在现场从事安保工作。活动当日8点左右，黄某某驾驶三轮车到达赛道旁的一处小院路口，并欲驶入管制赛道，被正在执勤的民警拦停劝阻。黄某某非但不听，还先后持刀具、旗杆欲攻击民警，最终被执勤民警控制。在此期间，黄某某将一名执勤民警的手臂咬伤。经鉴定，该民警损伤程度为轻微伤。此后，黄某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荣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某以暴力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黄某某具有坦白、认罪认罚的情节，综合考虑黄某某的犯罪事实、情节等，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处被告人黄某某拘役三个月。
承办法官黄常菊表示，本案中，黄某某因一时冲动暴力抗拒执法，既是对人民警察的身体权、健康权的损害，也是对赛事活动秩序的破坏，影响正在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正当履行职务，已构成刑法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应受到相应的惩处。
漫画/高岳
她的监护权为何被判给祖母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古雪丽 孙庆钰
父母离婚，孩子的监护权给了母亲，可孩子长期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祖父母能向法院申请变更监护权吗？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李某与王某于2008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女儿小雅。后来两人因感情不和，于2017年协议离婚，约定9岁的小雅由王某抚养，李某每月给付抚养费。双方还约定，在上学期间，小雅由李某负责指导和照护，周末、节假日、寒暑假由王某抚养。
因李某、王某忙于工作，此后4年，小雅实际一直与祖父母生活。
2021年12月，李某因意外去世，小雅面临是否回到母亲身边生活的选择。祖母张某照顾小雅多年，想继续抚养她，但王某不同意。张某认为，自离婚后，王某并未尽到对小雅的抚养义务，于是将王某起诉至法院，请求变更孙女小雅的监护权。
沙依巴克法院认为，小雅的父亲去世后，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她应当回到母亲身边生活，除非其母没有监护能力。但是，王某虽为小雅的母亲，却未与小雅建立深厚的母女之情，反而存在诸多矛盾，其工作性质也导致她无法长时间陪伴和照顾女儿。目前，小雅正在上初中，处于升学、身体成长、心理发育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多的关爱与陪伴。张某从小雅出生起一直参与照顾孙女的生活，祖孙感情深厚。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她了解小雅的生活习惯、脾气性格。张某退休前长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非常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点，就经济条件和身体状况而言，她和老伴都身体健康且有退休金，有能力给孙女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并满足精神需求。对此，王某也表示，在时间、精力与经济条件等方面，张某更有优势。
小雅已年满14周岁，法官向其征询意见时，她表示，平日里祖父母对她照顾有加，她更愿意由祖母监护抚养。本着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原则，综合考虑各方的经济生活条件，与孩子的亲密关系程度，以及孩子目前的生活学习情况等，法院最终将孩子的监护权判给了张某。
“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监护权类案件时，我们会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充分考虑监护人的抚养能力，对具有一定认知能力的未成年人，还会尊重其本人意愿，确保监护权的行使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沙依巴克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徐莉说。
徐莉表示，从法律角度来看，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应对未成年人履行抚养义务。在特定情况下，父母确无抚养能力或相较之下并无抚养优势条件时，祖父母也可以成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并承担抚养责任。从道德层面来看，“隔代抚养”体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爱和互助精神，符合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的社会价值导向。
被骗后又遇追损“专业团队”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胡顺玲 孙小婷
“网上被骗了怎么办”“刷单被骗了怎么办”“贷款被骗了怎么办”……当江苏盐城的刘女士在网上搜索被骗后如何维权后，没想到又被骗了。
2022年5月，刘女士在短视频平台加入了刷单群做所谓的刷单任务，被骗11000元。因不想被家人知道，遂想在网上找找能不能追回被骗钱款。通过输入“诈骗”“维权”关键词，她搜索发现了佛山市一家奉典法务公司。
在告知客服人员具体被骗经过后，客服表示在缴纳咨询费后，公司会为其追回钱款提供方案，帮助其维权。一听要交钱，刘女士颇为犹豫，客服表示可以添加微信后有专门法务人员为其提供服务。
加上微信后，刘女士对于是否缴纳咨询费犹豫不决，但对方表示若太晚做决定可能追不回损失的钱。在对方不停地催促下，本就心动的刘女士就扫码支付了600元咨询费。
支付费用后，该公司法务人员称刘女士被骗的时间不长，由公司专门的律师团队制定追讨方案，有很大希望把钱追回来的。随后对方就发了一份紧急止付申请书和报案书的模板让其填好后自行报警，这与刘女士之前的想法背道而驰。待其想继续沟通更改方案时，发现无法再联系到对方，刘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又被骗了，遂报警。
接报后，公安机关循线追踪，逐步摸清了所谓“专业法律维权”的套路，依法立案侦查。2022年7月，陈某、杨某等20余人被抓获归案。
经查，陈某在上网时发现，有不少人被骗后不好意思报警，又不知道怎么解决，就在网上求助如何维权，让他觉得有利可图。拉来曾做过销售的杨某一起组建公司，成立了“客服部”“法务部”“售后部”等部门，分工协作。陈某、杨某等人以被诈骗后急于挽回损失的受害者为目标，筛选出已经报案或者诈骗金额低于3000元的不接单，利用被诈骗者着急挽回损失的心理，打着维权的幌子，进行二次诈骗。
在与客户沟通时，通过固定话术夸大成功效用，隐瞒真实的服务内容，引诱其签订《法律咨询服务合同》并缴纳咨询费。由于在网上投放的广告都是客户感兴趣的，再加上“成功案例”都很有说服力，自2022年3月至案发有2500余人上当受骗，涉案160万余元。
为了能将公司开起来，陈某还前往专门的法务公司实习，近距离学习掌握正规公司面对此项业务的处理流程、沟通话术、收费标准等信息。而所谓的专业法务人员也均为初中文化且无法律专业知识和经验，只会按照既定的话术翻来覆去的应付、敷衍。
2023年4月24日，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检察院以陈某、杨某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今年3月1日，陈某、杨某以诈骗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和有期徒刑十年。
承办检察官表示，广大网友在寻求法律服务和帮助时，务必擦亮双眼，谨防被骗，不要只通过网络聊天工具、电话等进行沟通交流，对于销售人员发送的所谓“成功案例”千万不可轻信，对于那些过分夸大效果、过分承诺的行为都要留心，尽量通过实地探访或者官方网站等正规渠道寻求帮助。同时，注意核实相关法律资质。一旦发现受骗，一定要及时报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先定损再通知？
不妥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秀湖
“为什么他们没有通知我去定损现场，且定损价格这么高？”前不久，张某向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申请一起民事生效裁判监督，秀洲区检察院受理后发现，虽然争议金额不大，但张某为了维权，先后经过了一审、再审，一直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3年前，申请人张某驾驶机动车在秀洲区某道路上与陈某驾驶的机动车发生追尾碰撞，经交警大队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张某与陈某未就车辆维修、赔偿金额等事宜达成一致，陈某联系其投保的江苏省太仓市某保险公司申请进入代位追偿程序。
2021年12月4日，保险公司业务员和汽车修理店对事故车辆查勘定损，但未事先通知张某到场，直到当晚21点多，保险公司业务员才给张某发短信告知事故车辆定损的时间和地点。
事故车辆修理完毕后，保险公司联系张某要求其支付保险赔偿款7700元，张某认为费用过高不同意支付。2022年11月10日，保险公司起诉张某，法院一审判决张某支付保险公司保险赔偿款7700元。判决生效后，张某不服，向法院申请再审，最终法院裁定驳回张某的再审申请。
经调查核实，发现该保险公司业务员确实存在未按规定及时通知张某参与定损的情况，这也成为张某心中的一个结。为减轻申请人诉累，经与法院会商，秀洲区检察院与法院同向发力，协作开展和解工作，经多次与双方当事人沟通，采取“背靠背”和解模式，促成双方达成和解意向。2024年8月23日下午，秀洲区检察院会同法院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检察官与法官共同对双方进行释法说理。最终，在检法共同见证下，张某与保险公司达成和解，矛盾得到化解。
承办检察官在此提醒，保险公司在代位求偿过程中应保障赔偿义务人的知情权，让其参与车辆维修和定损流程，这对于合理确定损失、减少诉讼争议至关重要。保险公司应从完善制度建设、优化工作流程、加强人员培训等多维度入手，规范执行定损理赔事项，提升群众满意度。
开展简易公开听证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 本报记者 徐鹏
简易公开听证是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以“止于至善”为目标，通过简化公开听证程序对案件当事人有效开展释法说理，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活动。自2022年开展以来，截至2024年8月，青海省检察机关共召开简易公开听证1413件，听证后息诉罢访1167件，息诉率达82.6%。
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全省检察机关开展简易公开听证的典型案例。《法治日报》记者对相关案例进行了梳理，旨在为各地检察机关化解信访矛盾纠纷提供参考，充分发挥简易公开听证“对话交流”平台作用，也为案件当事人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提供借鉴。
不服不予立案决定
及时回应获得认可
2010年底，孙某某因不具备相关资质，借用某工贸有限公司名义向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供应滤芯、减速器等器材。2011年初，为便于贸易往来，孙某某在西宁市某印章刻印店伪造该工贸有限公司印章一枚。
2021年7月，西宁市大通县人民法院在审理原告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某工贸有限公司、孙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时，发现孙某某伪造公司印章的行为涉嫌犯罪，遂于2022年6月将案件线索移送西宁市公安局城中公安分局。该局调查认为，孙某某伪造公司印章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期限，决定不予立案。
某工贸有限公司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决定，于2022年8月向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城中区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全面审查本案证据，并向某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涉案人员孙某某调查了解相关情况。2022年8月9日，城中区人民检察院要求西宁市城中公安分局说明不立案理由，并于次月15日就孙某某是否具有伪造该公司第二枚印章行为建议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经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无证据证明孙某某具有伪造第二枚印章的行为。城中区检察院认为，从现有证据看，孙某某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一案确已过追诉期限，城中公安分局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正确，拟作出不支持某工贸有限公司立案监督请求的处理决定。
为及时公开回应申请人的疑问，增强释法说理效果，城中区检察院决定召开简易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介绍案件基本情况后，就案件审查情况和适用法律方面作了充分说明，控告人阐述了控告理由和请求，听证员针对案件事实，结合在案证据进行评议，认为经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现有证据确实无法证实第二枚印章的存在，孙某某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一案确实已过追诉期限，一致同意检察机关拟作出的处理决定。
最终，某工贸有限公司对检察机关的审查结果当场表示认可。
对不起诉决定存疑
公开听证息诉罢访
2022年12月，张某某伙同马某、马某祥、马某财、海某某等人在西宁市及周边区县从事违法活动。2023年1月，马某祥、马某财、海某某三人把张某某拉至车内后，将17万元违法所得中的12.75万元强行拿走，各自分得赃款4.25万元。后张某某同祁某斌等人见面协商，欲找海某某等人将钱要回，祁某斌的女友马某欣因认识海某某，便帮助祁某斌等人进行寻找。
2023年1月9日，马某欣约海某某见面，祁某斌等6人到约定见面地点以要钱为由，持刀、啤酒瓶将海某某殴打致伤，后祁某斌等6人逃往甘肃、四川等地。
2023年5月，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等4人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因马某欣未出现在殴打现场，无证据证实其具有故意伤害犯罪的主观故意，对其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祁某斌因系未成年人，且具有悔罪表现、认罪认罚等情节，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海某某不服对祁某斌的不起诉决定，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城东区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及时审查申诉材料，调阅案件卷宗，听取申诉人诉求，并向案件公诉人了解原案办理情况。经审查，承办检察官认为原不起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处理适当，申诉人海某某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此外，检察官经与申诉人海某某多次沟通发现，其主要对被不起诉人祁某斌始终未向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一事耿耿于怀，经承办检察官积极与祁某斌沟通，最终祁某斌表示愿意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在征得申诉人同意后，城东区检察院决定召开简易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介绍案件审查过程，并针对申诉人的申诉理由进行逐一回应，原案公诉人就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主要原因和依据向申诉人进行充分解释，值班律师围绕案件事实和申诉理由发表了意见，认为检察机关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承办检察官和听证员共同就赔偿损失等方面进行耐心调解，被不起诉人祁某斌在听证会后向申诉人道歉，并赔偿损失1.76万元，申诉人签订《息诉罢访承诺书》。
工程完工拖欠工资
释法说理督促支付
2019年5月至6月，李某某等9名外地农民工经人介绍，到张某某承包的位于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新区某工地从事劳务工作，双方口头约定李某某等9人的日结工资为160元至300元不等。工程完工后，张某某未支付劳务工资。李某某等9人多次催要未果，于2023年2月向化隆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
化隆县检察院受理该案后，经审查发现，该案已过诉讼时效，缺乏支持起诉的相关证据，李某某等人仅持有未经张某某确认的用工单复印件，且除联系电话外再无张某某的任何身份信息。在电话联系张某某被拒接后，承办检察官经多方取证，查找到工程总承包公司，并通过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张某某取得联系。
经查，因工程总承包公司亦拖欠张某某工程款100余万元，且本案无其他重要证据。张某某起初否认拖欠工资一事，承办检察官通过释法说理，张某某才承认拖欠李某某等9人工资合计23880元。后经与张某某和总承包公司法定代表人多次沟通，最终张某某向信访人支付工资1万元，并由总承包公司支付剩余工资13880元。
为有效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证据意识，化隆县检察院决定召开简易公开听证会，对李某某等人进行充分的释法说理和普法工作。听证会邀请了人民监督员和化隆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参加。
听证会上，主持人说明听证会的主要目的，承办检察官介绍基本案情、案件办理情况及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职能，听证员围绕案情，从劳务过程中如何签好合同、记好工时、打好借条以及后期如何固定相关证据等方面向各信访人作了详尽的普法宣传和教育引导。
工伤赔偿产生争议
诉前和解达成协议
2022年5月至10月，刘某某与某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某矿从事井下出渣工作。同年10月21日凌晨，刘某某等三人在矿区宿舍内休息时工地刮起大风，三人用钢丝绳加固宿舍过程中钢丝绳突然断裂，导致刘某某从房顶掉落。经兴海县人民医院、海南州人民医院先后诊断，刘某某胸背部挫伤、脾破裂，海南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七级。因某建设有限公司未足额缴纳刘某某的工伤保险，致使其在人身损害赔偿方面与该公司多次协商未果。2023年7月，刘某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兴海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
兴海县检察院受理后，承办检察官从刘某某处了解事发经过，并向某建设有限公司、兴海县劳动监察大队了解具体情况，依法调取相关证据材料，多次与刘某某的援助律师共同分析案情，商讨解决对策，联系某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充分释法说理，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初步同意以诉前和解方式解决纠纷。
为确保案件办理质量，提高释法说理效果，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兴海县检察院决定对该案召开简易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县司法局援助律师、人民监督员及县劳动监察部门负责人参加。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介绍案件基本情况，律师和劳动监察部门负责人围绕刘某某的伤情是否属于工伤进行评议，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就某建设有限公司是否应当赔付刘某某因受伤所致损失发表意见，听证员一致认为刘某某属于工伤，该公司未足额缴纳刘某某的工伤保险属违法行为，并同意检察机关对此案的支持起诉意见。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诉前和解协议，某建设有限公司当场支付刘某某工伤赔偿金35万元，刘某某签订《息诉罢访承诺书》。
法规集市
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第一百一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第一百八十一条 对于人民检察院依照本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被不起诉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复查决定，通知被不起诉的人，同时抄送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相关规定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
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多年前存款异地被取 银行是否担责
□ 本报记者 刘中全 张美欣
父亲去世后，儿子想取出存折内的存款，却被银行告知其账户内的存款早已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从异地取出，银行是否应该为此承担责任？近日，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查明，1998年7月，温某某在长春市某银行开立活期储蓄存折，并存入5万元。出于对父亲的孝心，温某某把存折交给时年73岁的父亲使用。2016年，温某某的父亲病故，又过了三年后，温某某在整理其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这本存折。
2019年8月，温某某带着存折到某银行支取存款，却被某银行告知其存折已销户，存折内存款也已被取走。温某某手中的存折原件清晰地显示——1998年7月30日存入5万元，且之后并无任何取款记录，双方由此涉诉。
庭审阶段，某银行提交了一份代存取清单，证明案涉存折于1998年8月1日发生一笔异地取款交易，支出金额49990元，余额剩10元。然而，温某某对这份清单提出疑问，他认为该证据为机打清单，存在造假或操作错误的可能性。温某某强调自己在此期间并没有取款行为，而根据银行的规定，异地取款必须有手写记录并加盖经办工作人员名章，提供取款人签字的取款凭证，并且明确在哪家银行柜台办理的业务。
此外，温某某还询问了某银行关于存折原始档案的情况，某银行回应称，档案没有主动销毁，因记录为异地取款，现在无法找到取款记录，且由于5万元标的较小，无法进行全国查询，故而暂时无法提供案涉取款的原始凭证。
南关区法院认为，温某某提供案涉存折能够证明其于1998年7月30日在某银行存入5万元活期存款，银行虽辩称该存款已于1998年8月1日被异地取款49990元，但未能提供取款原始凭证予以证明，仅提供银行内部代存取清单不足以证明取款事实。某银行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取款事实，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温某某要求某银行为其支取存款5万元及利息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关于利息的计算，应以5万元为基数，自1998年7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存款活期利息计算。
据此，法院判决某银行应给付温某某活期存款5万元及利息。
某银行提起上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银行内部代存取清单无法对抗存折凭证
法官庭后表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银行提供的证据能否证明案涉存折内的存款已被支取，以及银行现应否向温某某支付存折内存款。
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不得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该案系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存款人与银行之间的存款事实清楚，但对于取款事实双方却各执一词。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未能保留完整的存款支取凭证，仅以内部的代存取清单及文件无法对抗存款人的存折凭证，最终败诉亦是因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
尽管某银行在二审中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了《关于温某某交易流水的回复》及《情况说明》作为证据，以此证明案涉款项某银行没有作假的动机和作假的操作空间，并且加盖了上级银行的公章。但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上级银行出具的情况说明具有法律效力，只有存折有法律意义。某银行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温某某取过款，仅仅凭借银行内部的流水记录是无法证明的。某银行也认可，以存折形式进行取款必须出示存折并在存折上有存取的记录。
温某某提供的存折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并主张按照存折上记载的数额认定存款金额。某银行虽对此反驳，但其提供的证据仅是内部的代存取清单及文件。虽然当年互联网并不普及，但凭存折存取款项及在存折予以记录系当时的交易模式。现案涉存折并未记录有任何存取痕迹。因此，某银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法官提醒，公众在处理金融业务时，应妥善保管相关凭证，银行亦应严谨行事，确保交易记录准确无误，以免类似纠纷再次发生。
主张画作存在瑕疵
举证不足未获支持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 本报通讯员 刘小源
水墨画中的公鸡只有三个脚趾，买家能否以画作存在瑕疵为由请求书画家退款？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书画买卖纠纷案，法院认为原告李先生无法提供画作瑕疵的有效证据，遂驳回其诉请。
法院查明，李先生为书画爱好者，赵先生为书画家。李先生通过微信公众号购买了赵先生创作的《雄鸡一唱天下白》水墨画一张，并向其支付价款1200元。裱画时，工匠告知李先生公鸡应有四个脚趾一个距，而画作中的公鸡只有三个脚趾。李先生认为画作存在明显瑕疵，经与赵先生沟通更换或退款遭拒绝。李先生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买卖合同，赵先生返还其购货款1200元并承担诉讼费。
赵先生辩称，李先生所说的“公鸡缺少脚趾”不属实，艺术具有夸张特点，写意水墨画没有固定标准，只要美观、表达创作者意思即可，网上也有类似作品。李先生在选画购买时表示满意，过了一个月才要求退货退款，不同意其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消费者应理性评估购买决定，若对作品细节有特殊要求，应在购买前与创作者明确沟通并达成共识，签订书面合同。原告应承担举证责任，其虽主张被告画作存在明显瑕疵，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法官庭后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在书画等艺术品的买卖中，消费者与创作者常因作品瑕疵问题发生纠纷。建议双方在交易前应详细沟通作品特点、风格及可能的艺术表现手法，确保理解一致。签订书面合同应明确约定描述、瑕疵标准、验收期限及退换货条款。此外，消费者应了解书画尤其是写意作品的特性，对瑕疵有合理预期，必要时可咨询专业机构意见。
红绿灯故障酿车祸
管理失职担责五成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房佳伟 覃婕
如果因为红绿灯发生故障导致交通事故，该如何处理？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红绿灯故障引发的交通事故案件。
2023年6月2日，林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阿拉尔市某十字路口时，与刘某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造成刘某车上乘客吴某某当场死亡、另外两名乘客受伤。
交警部门调查后发现，两车碰撞时，林某驾车行驶方向的红绿灯不显示，刘某驾车行驶方向的红绿灯显示为绿灯，信号灯处于非正常工作状态，是造成此次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事故发生时，刘某车速为44公里/小时，林某车速为55公里/小时，两人均超速通过十字路口是造成事故的另一方面原因。
据此，交警部门认定阿拉尔市某单位作为道路交通信号灯的管理单位，未尽到管理责任，未及时修复损坏的红绿灯，对此次事故发生应承担同等责任，林某、刘某共同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
吴某某的家属将林某、刘某、某单位以及两车投保的两家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诉求判令五被告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95万余元。
庭审中，某单位辩称，该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林某、刘某驾车超速通过十字路口，交警部门认定其单位承担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法院认为，某单位存在失职，确定由某单位按照50%的比例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被告林某、刘某则各自承担25%的侵权责任。
据此，法院判决被告某单位赔偿吴某某家属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1万余元，林某、刘某及其保险公司亦赔偿吴某某家属相应的经济损失，
法官说法
法官庭后表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道路出现坍塌、坑槽、水毁、隆起等损毁或者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等交通设施损毁、灭失的，道路、交通设施的养护部门或者管理部门应当设置警示标志并及时修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因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道路管理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中，交通信号灯出现故障，某单位未及时修复也未采取安全措施，与事故的发生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无证医美免费手术
当事双方各担其责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刘环 丁燕
近年来，因消费者在进行医疗美容时选择无医疗资质的美容机构实施医疗美容手术，导致“美容”变“毁容”的事件屡屡发生。近日，重庆市城口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医疗美容引发的健康权纠纷案件，判决消费者与美容机构各承担20%、80%的责任。
法院查明，石女士在某美容院购买美容产品及服务，某美容院附赠石女士免费双眼皮手术。2022年6月，某美容院为石女士做了双眼皮手术。术后，石女士出现双眼无法闭合、流泪等症状。2024年2月，某美容院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为石女士开展美容手术的行为受到相关部门行政处罚，被处以罚款7万元。2024年5月，石女士到重庆某医院进行修复治疗，花去医疗费2万余元，并产生误工费、交通费。石女士与某美容院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果，石女士遂诉至法院，要求某美容院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
法院认为，被告某美容院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为被告石女士进行美容手术，是导致石女士手术失败并产生后续损失的主要原因，手术虽免费，但其对石女士的损失存在较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石女士未选择正规医疗机构进行美容手术，未尽到审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对其自身损失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法官说法
法官庭后表示，医疗美容服务属于医疗活动，应在有医疗资质的机构进行，若消费者选择无医疗资质的美容机构实施医疗美容，其对自身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希望消费者理性看待医疗美容，审慎作出选择。同时，作为美容机构，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未取得医疗资质的情况下，不得从事医疗美容手术，以免受到行政处罚和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构成刑事犯罪。
《广东省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条例》下月施行
着力破解“一人多卡”“一事一卡”问题
□ 本报记者 邓君
近日，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广东省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的出台，为推动全省社会保障卡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一卡通”提供了法治保障。
《条例》共22条，在总结广东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以下简称一卡通）的有效经验做法的基础上，采用“小快灵”立法新模式，按照“小切口、立得住、真管用”的要求，从强化部门协同、拓展应用场景、提高服务效能、规范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规定，进一步推动民生服务融合发展。《条例》将于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
突出社保卡一卡通用定位
《条例》聚焦群众关切的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办理、社会生活等身边小事，在建立管理制度、拓展应用模式、丰富应用场景等方面下功夫，着力破解“一人多卡”“一事一卡”的问题。
2021年1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明确要求“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推动居民服务‘一卡通’在政务服务、社会保障、城市服务等领域的线上线下应用，提供就业补贴、社保待遇、农民工工资、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等服务”。自2022年广东省推进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以来，社保卡应用范围正逐渐扩大，从最开始的社会保障、就医购药逐步扩展到了政务服务、惠民惠农补贴发放、交通出行、文化体验、旅游观光等领域。
《条例》明确了社保卡一卡通的定位，规定一卡通是指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集成身份识别、资金发放、支付结算等功能应用，实现持卡人凭社会保障卡跨地域、跨领域享受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参与社会生活，实现一卡通用。
为有序推进一卡通应用，《条例》规定一卡通应用实行目录管理。国家和省规定应当支持使用社会保障卡的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等，列入一卡通应用目录。其他领域适合使用社会保障卡的，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协调，及时推动列入一卡通应用目录。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会同各应用主管部门编制应用目录，各市可结合实际拓展本地区应用，编制市级一卡通应用目录。
《条例》聚焦群众关切的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办理、社会生活等身边小事，拓展应用模式、丰富应用场景，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职责在社会保障、人力资源、医疗健康、交通文旅等领域应用社会保障卡的规定，并对推进一卡通在高速铁路、民航等领域的应用进行规定。
实现线上线下跨区域办理
据广东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条例》充分贯彻便民服务理念，创新制定一卡通便民服务措施，真正将社会保障卡变成政府公共服务管理的“一卡通”，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卡”。
《条例》完善社会保障卡的办理机制，规定在广东省行政区域内居住、就业、参加社会保险、享受公共服务的个人可以按照规定申领社会保障卡。省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社会保障卡业务经办规程，规范办理流程，统一服务标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公开社会保障卡经办业务的办理指南、服务网点等信息，完善基层服务网点，多渠道提供申领、挂失、补换、注销等服务，实现线上线下办理和本省行政区域内跨地区办理。
同时规定，社会保障卡业务可以通过政府网站、移动终端、自助终端以及经办窗口等渠道办理。为保证持卡人选择自由，持卡人可以在合作金融机构中自愿选择、更换金融机构。鼓励合作金融机构为持卡人提供不变更银行账号的换卡服务。
为方便群众跨省办理一卡通业务，《条例》明确省人民政府及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结合经济发展、人员流动等因素加强省际一卡通工作的交流与合作，拓展可以跨省办理的一卡通事项应用范围。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协作机制，共同推进一卡通跨行政区域合作，推动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面实现同城待遇。
为探索推动一卡通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应用，《条例》规定省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人民政府及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政务和数据等部门应当加强与香港、澳门相关机构在政务服务跨境办理、社会保障卡跨境应用方面的合作，探索构建社会保障卡跨境通用管理机制，推动一卡通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应用，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普惠化、便捷化水平。
《条例》明确港澳台居民在粤享受同等服务，规定在本省居住、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的港澳台居民可以按照规定申领社会保障卡，与本省行政区域内持卡人享受同等服务，并要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优化社会保障卡经办服务，为港澳台居民办理社会保障卡业务提供便利。
此外，《条例》注重保护特殊群体的便利服务，规定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将老年人优待证、残疾人证和退役军人优待证的功能等集成到社会保障卡，便利相关人群持社会保障卡在政务服务、公共服务领域享受相应的优待、优惠。同时要求一卡通应用场所及服务网点面向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无障碍服务。
建立数据共享保护机制
《条例》注重信息共享与保护，对实现一卡通数据互联互通、及时共享、信息安全作出明确规定。
《条例》明确，省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加强省级一卡通平台建设，建立一卡通数据共享机制，推动一卡通数据互联和及时共享。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结合本地实际与省共同推进一卡通平台建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应当依法为一卡通应用管理提供信息系统对接和业务数据支持。
在保护数据安全和系统安全方面，《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落实信息安全责任制度，建立信息安全保障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一卡通数据前端采集、存储、传输、交换、应用等各环节的安全保护，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开展线上线下安全管理和风险监测，保障一卡通相关应用系统和数据安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露、违法使用持卡人个人信息。需要采集、查询、调用、共享持卡人个人信息的，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为落实失信惩戒机制，《条例》明确，单位和个人有出租、出借、买卖社会保障卡，或者冒领、冒用、盗用、骗取、截留、非法扣押他人社会保障卡，以及伪造、变造社会保障卡等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漫画/高岳
《野孩子》四处流浪，自身权益如何保障
近日，取材自“流浪兄弟”真实事件，聚焦“社会困境儿童”群体的电影《野孩子》热映。影片中，“小偷”哥哥马亮在巧合下遇见了“孤儿”弟弟轩轩，相似的命运让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家庭，然而一群不速之客打破了平静的生活，马亮决心不惜一切守护弟弟和他们的家。
两个只能相互依靠的少年该如何在社会上生存？本期【追剧学法】，由《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康达（海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袁芳带大家一起来看《野孩子》遇到的那些法律问题。
场景一：马亮和轩轩虽然有父母，但他们的父母却未能履行监护和抚养义务，最后导致两人像“野孩子”一样走上流浪的道路。“野孩子”更广为人知的称呼是“事实孤儿”，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父母生而不养，有何法律责任？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民政部等12部门印发实施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中规定，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严重侵犯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申请，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撤销监护人资格。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继续负担抚养费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抚养人的，将被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此外，刑法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可能构成遗弃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场景二：文叔将城里的流浪儿童聚集起来，组织、教唆未成年人直播乞讨、盗窃、抢劫。马亮为了维持自己和轩轩的生活，迫不得已加入了文叔的组织。组织孩子们犯罪的文叔触犯了何种罪？
根据刑法规定，文叔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盗窃、抢劫等行为，可能涉嫌盗窃罪、抢夺罪等罪的间接正犯或教唆犯；若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可能构成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若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可能涉嫌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面临相应刑事处罚。
场景三：马亮找到学校咨询轩轩的入学问题，但因轩轩父母健在，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孤儿，又因缺乏相关身份证明，导致轩轩无法办理入学。“事实孤儿”能被收养吗？
符合一定条件的“事实孤儿”，可以被收养。民法典规定，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被收养。此外，收养人需同时满足：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年满三十周岁。
同时，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民政部门应当加强送养工作指导，创建信息对接渠道，在充分尊重被送养儿童和送养人意愿的前提下，鼓励支持有收养意愿的国内家庭依法收养。加大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力度，及时帮助儿童寻亲返家，教育、督促其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履行抚养义务，并将其纳入重点关爱对象，当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每季度应当至少组织一次回访，防止其再次外出流浪。
场景四：针对剧中和现实中都存在“事实孤儿”，我国有哪些法律保障？
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将困境儿童分类纳入孤儿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等范围；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第九检察厅，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2019年1月，民政部成立儿童福利司，儿童福利司的重要工作含有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完善困境儿童保障制度，指导儿童福利机构、儿童收养登记机构、儿童救助保护机构管理工作；2020年1月1日起，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全面实施。
此后，2022年1月1日起，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将家庭教育上升到国家层面，强调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家庭教育中的责任；2023年10月26日，民政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强关心关爱困境儿童心理健康问题。
今年9月3日，民政部等21部门联合印发《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是国家层面首个面向流动儿童群体专门制定的关爱保护政策文件，填补了民生保障领域政策空白。
此外，我国民法典中还规定了收养制度，并对监护责任予以明确；刑法中则规定了遗弃罪并规定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处罚措施；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了政府承担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主体责任，并明确提出要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协调机制，为未成年人提供了更全面的保护。通过这些法律和政策措施，“事实孤儿”的权益得到了有效地保障和维护。
邹星宇
行政黑名单制度需要系统规制
□ 潘凤焕
行政黑名单制度，是社会信用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信用信息共享、信用体系培育的制度功能。但作为行政处罚，其行为本身又具有侵益性，对于行政黑名单的认定和公布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笔者建议在行政法治框架下，从行政黑名单的创设依据、列入标准、适用范围、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保障、行政黑名单的退出机制等方面对行政黑名单制度予以系统性规制。
行政黑名单的创设应法定化。现有行政黑名单制度的相关立法中，只有少部分是依据法律规定或行政法规创设，其余大部分都是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立法层级相对较低。在高位法规范缺位的情况下，各级行政主体纷纷制定黑名单规范，将其作为增强执法效能的有力工具来运用。因此，规范行政黑名单制度，亟须将黑名单的创设法定化，按照行政处罚法现有框架，规范黑名单的设定主体。
行政黑名单的列入标准应体现“严重性”。行政黑名单针对的是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在行政黑名单的列入标准上理应体现“严重性”。反观现有的黑名单列入标准，与“严重性”的要求还存在差距，各地对“严重性”的认定标准也存在差异较大的现象。
行政黑名单的适用范围应适度。行政黑名单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提升执法能级的有力抓手，黑名单的适用范围也从食品安全、逃税骗税、恶意欠薪等重点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拓展到普通的违法犯罪行为及不文明不道德等行为。但是，过度扩大严重失信行为认定，容易引发社会公众的焦虑，使行政黑名单制度出现“功能过载”的情形。行政黑名单作为一种声誉罚，适用范围还是应当按照国家政策文件的精神聚焦重点领域，不宜过度扩大。
落实行政黑名单的程序性权利保护。并非所有的行政黑名单相关规定中均规定了程序性权利。然而，作为行政处罚的黑名单，行政主体在列入和公布黑名单时，应遵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基本程序，保障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等程序性权利。
明确行政黑名单的退出机制。只有设立常态化黑名单退出修复机制，促使违法当事人积极“自我纠错”，才能有效调动当事人守法积极性，更好地发挥社会信用法治的激励功能，进而达到预防失信和降低失信行为复发的管理目的。一是要明确行政黑名单信用修复退出机制的细则。现有的关于行政黑名单信用修复退出机制大多只是过程性规定，对于信用修复的标准、信用修复的程序等细化规定较为缺失。二是要明确当事人对黑名单信用修复申请处理结果异议的救济途径。现有的大多只是规定了当事人对列入黑名单决定的异议、复议、诉讼等救济权利，但并未规定当事人对行政黑名单修复退出申请处理不满的救济方式。
（作者单位：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十月新规
曾先国：“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调解的意义”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白坤先 俞冲
不久前，一个从退伍军人到司法雇员再到“金牌调解员”的故事传遍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主人公阿国因为“跨界”，意外“出圈”。
网友点赞：“身边的榜样。”
法官点赞：“阿国同志是把调解工作融入了基层，做进了村居，实现了法院工作的向前延伸。”
司法所、综治办的人、村调解主任这样点赞：“全能阿国”“阿国真的很棒！”
谁是阿国？阿国是谁？
阿国，全名曾先国，大专毕业后选择从军，2010年退伍后，成为一名驾驶员。现在，他又一次完成跨领域的身份转换，通过资格考试被长兴县人民法院录用为司法雇员，在城北人民法庭负责庭前调解，目前报名参加了国家开放大学法学本科专业的学习。
褪去戎装，从默默无闻的驾驶员到司法雇员，再到“金牌调解员”，阿国在基层矛盾化解中找到了发光发热的“新阵地”，继续书写着“退伍不褪色，初心不改解民忧”的军人信仰。
“要做一个懂法律的驾驶员”
刚开始，阿国每天载着法官看现场、送文书。他熟知了各处乡间小道，见证了一桩桩纠纷的化解，“要懂法律”的种子也在路上生根发芽。
跟着法官出任务，百姓看到开警车、穿工作服的阿国，总会上前问些法律问题，但那时他只能尴尬地摆摆手，“答不上来，也不能不懂装懂。”阿国内心是有挫败感的，“我当时就在心里对自己说，在法院做驾驶员，就要做懂法律的驾驶员。”
在基层，几乎每天都能接触到群众和各类矛盾纠纷，也让阿国有了更多学习知识、接触法律业务的机会。他开始走到哪儿、学到哪儿、记到哪儿。
起初，是在车上或办公室里翻阅法条、查看案例。后来工作调整到城北人民法庭，副庭长尤丰发现阿国学习热忱，便有意识引导培育他，让他跟着老法官观摩学习。
如同一块海绵，阿国在日复一日的法庭工作中源源不断地汲取法理知识，从身边法官一场场实战中学习调解技巧。
“当兵的人不怕苦”
发车出任务，停车学法律，下车看调解。有人调侃他，“这年头驾驶员也要这么卷？”
阿国一板一眼认真答道：“虽然退伍了，还是希望能为老百姓做些实事。看法官调解，为群众排忧解难，感觉很有意义。尽管我学历不高，也没法律专业基础，但我想学，当兵的人不怕苦。”
20年前，阿国应征入伍，从新兵营被分配到中队担任炊事员。一次部队比武大赛，他抱着“凭什么别人行，我不行”的想法找到参谋长并自荐参加比武，最终在全省比武中名列前茅，被支队择优转为士官。
坚韧，是部队教给阿国的宝贵一课，也正是这种军人底色，促使他不断突破自我。
庭里的老法官徐荣方事无巨细地将自身所学传授给阿国，阿国打下扎实基础后，徐荣方又鼓励他尝试参与调解。阿国便跟着法官一起调解，从了解案情到和当事人沟通，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师傅求助。
凭着一股子韧劲，2022年，阿国被辖区聘任为兼职人民调解员。后来，他又通过资格考试，被长兴法院录用为司法雇员，在城北人民法庭负责庭前调解。
“和当事人坐在一条板凳上”
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因原被告双方对金额的意见相差较大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情绪不断激化。阿国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安抚当事人情绪，两次前往房屋现场调查取证，详细了解案情来龙去脉。
到了村里，他还联系村书记，走访周边村民了解更多细节。现场调查中，阿国得知被告因患癌症，履行能力确有困难，在和双方当事人反复沟通后，最终成功调解这起案件。
“调解好，不用开庭等判决，钱也拿到了。”原告对结果感到满意，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被告事后向他送来了锦旗。
“群众眼明心亮，调解工作是敷衍了事走个过场，还是真正想解决问题化解纷争，当事人一看就知道。”当被问起自己的调解功法时，阿国说，就像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定分止争也没有多么复杂的“招式”，惟真心实意，“多去几次现场，真正耐心倾听，他们感受到你和他们坐在一条板凳上，才能把‘气话’‘狠话’变‘真心话’，有了信任，纠纷就撕开了口子。”
招式虽不复杂，但想练成是难上加难。“那股不服输、不怕输的劲，一直影响着他。虽然案子调不成还能交给法官开庭，但阿国对每起案件都全力以赴、不遗余力，或许是他自带的一身正气和军人信仰，让当事人对他多了份信任。”尤丰如此评价。
2022年以来，阿国先后参与260多起案件调解，调解撤诉达200余件，让一段又一段受损关系得到和解。
“希望自己能更加做足调解”
在基层法庭，家事纠纷是最普遍的案件类型，剪不断、理还乱，其中又大多涉及青少年。但阿国总能不厌其烦。
一起抚养费纠纷案件，男孩母亲起诉，父亲已有两年未支付抚养费。进一步了解案情后，阿国发现，父亲停止支付抚养费的原因是母亲阻碍父子见面。他意识到，这是一起因探视权产生的抚养费纠纷，既要在法律框架下调处矛盾，也要在情理范围内解开心结。
“这个心结因情而起，还需用情来解。”阿国反复做了男孩母亲的工作，在一个周五下午，带着男孩父亲上门探视两年未见的孩子。
内向的男孩脱口而出“爸爸，我想你了”，父亲再也难掩泪水，同为人父的阿国也红了眼眶。临走时，阿国从笔记本上撕下一角，“孩子，这是叔叔的手机号码，你有什么事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不久后的一天，阿国还真接到了孩子电话。电话里，孩子支吾一会，终于说出心事，父亲节快到了，想给父亲挑个礼物，但又怕引起母亲反感，希望“法院叔叔”能陪他一起去。
父亲节那天，阿国陪着孩子把礼物送到父亲手上。如今，父亲再也没拖欠抚养费，母亲也不再强行阻挠父子的相处。
阿国内心感慨万分，“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调解的意义。在感情世界里，法律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拿不出标准答案。面对家事纠纷，尤其是涉未成年人的家事案件，我希望自己能更加做足调解这个良心活，努力让破损的亲情得以修复。”
现在，阿国还是法庭“浙里春风·北境守护”未成年保护工作品牌的青少年维权岗工作人员，“我是一名青春期少年的父亲，比较会跟孩子相处，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积极参与辖区内学校开展的普法宣教活动，定期与当事人沟通回访，邀请当事人及孩子到庭参加亲子活动等，阿国和一批孩子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成了孩子们口中的“阿国叔叔”。
图① 工作间歇抓紧学习。
图② 曾先国为青少年开展普法宣传教育。
图③ 曾先国(左一)与法官回访一起抚养权纠纷案件当事人。
长兴县人民法院供图
迪里亚尔·皮尔东：
“公益小慢车”上守护平安
图① 迪里亚尔在7558次“公益小慢车”上开展禁毒宣传。
图② 迪里亚尔展示农户售卖的驼绒产品。
图③ 迪里亚尔向年长旅客进行防范电信诈骗及安全乘车宣传。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武陇慧
9时20分，由和田发往乌鲁木齐的7558次列车从和田站驶出，车厢巡视、治安防范、消防检查、安全宣传、服务旅客……迪里亚尔·皮尔东开启了日常值乘工作，他是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库尔勒公安处乘警支队乘务一大队的民警，负责7558次的乘务工作已有7年，每月他有一多半的时间“住”在列车上。
“颜色相同、款式相近的背包不要放置在一起，吸烟需要到列车过道处，接开水、上卫生间时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迪里亚尔·皮尔东一边高声提醒大家做好安全防护，开展消防安全、防盗知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宣传，一边帮助体弱的旅客放好行李。18节车厢，从车尾巡查到车头，要花费两个多小时，迪里亚尔·皮尔东已经习以为常。
“巴郎，巴郎！上次太谢谢你了！”当迪里亚尔·皮尔东走到7号车厢处时，一名维吾尔族阿姨激动地上前握住他的手，不停道谢。“上次多亏了你，要不然，要不然……”话还未说完，眼泪已经打湿了面庞。
今年5月这位阿姨带着患癌症的儿子乘坐7558次列车去乌鲁木齐化疗，列车从焉耆站发车后，她突然发现自己的黑色背包不翼而飞。包里装着孩子患病5年来的所有病历，一旦弄丢，到医院后很难第一时间让医生了解病情并给出最佳治疗方案。精神接近崩溃的她立刻找到乘警求助。了解详细情况后，迪里亚尔·皮尔东判断应该是被哪位下车的旅客错拿了，他迅速寻求综合指挥室的帮助。线上线下协调联动，走访附近旅客、调取车厢监控、排查乘降人员、电话沟通问询，查询监控影像，排查120余名上下车乘客，经过两个半小时的不懈努力，找到了在库尔勒站匆忙下车错拿背包的小伙子，并协调随后从库尔勒站发车的城际列车乘警将背包带到了乌鲁木齐站。
为了不耽误母子俩就医，7558次列车于当天18时05分到达乌鲁木齐站后，迪里亚尔·皮尔东让阿姨先带着儿子去医院检查，自己留在站内等待背包的到来。20时48分，城际列车刚刚停稳，早早等在站台上的迪里亚尔·皮尔东跑上前接过背包又赶去医院。21时35分，满头大汗的迪里亚尔·皮尔东在医院走廊里将手中的包交给了阿姨。
没想到这次竟然又碰面了。“那都是我应该做的，阿姨，有啥需要帮助的及时告诉我就行。”询问了孩子的病情，安抚了阿姨的情绪后，迪里亚尔·皮尔东继续巡视车厢。
当7558次列车缓缓驶入皮山站时，迪里亚尔·皮尔东一边通过对讲机通报列车情况，一边下车向候车室跑去。“吐迪麦麦提大哥昨晚就告诉我他们这次带的货物比较多，我要帮他们搬一下。”每次沿途农户上车时，迪里亚尔·皮尔东总要主动帮群众搬运货物。
为了帮助沿线居民增收致富，自2020年起，7558次列车会根据农时、客流等情况，在车厢里定期组织“流动巴扎（集市）”。在“流动巴扎”上，会有村民演奏麦西来甫乐曲，沿线群众会在车上售卖自家产的农副产品和制作的手工艺品。按照惯例，这一天也是列车上的“巴扎日”。
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迪里亚尔·皮尔东经常在列车上的商品贸易中担任“翻译”的角色，久而久之便成了这趟列车上的“金牌导购”。
“7558/7557次列车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唯一的一对‘公益小慢车’，我们在确保列车治安秩序良好的同时，还能促进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帮助农户增加家庭收入。”乘警支队乘务一大队队长任龙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
“列车巴扎，现在开始！”一切就绪后，列车长坡拉提汗宣布活动正式开始。手持各类乐器的村民们演奏起乐曲，而沿线上车的农户们则纷纷摆出装在礼盒里的馕饼、成箱的石榴、无花果罐头、毛毯、手链等产品吆喝叫卖了起来。
“哇！快看，这个毛毯好美！”旅客们被手工艺品吸引，惊叹连连，纷纷起身询价。“列车即将到站，请大家带好随身物品。”迪里亚尔·皮尔东一边提醒一边指着商品介绍：“这件马甲的材质是驼绒的，手工缝制需要两天时间。”
“迪里亚尔，帮我给那边的旅客尝一下。”接过来自皮山的“石榴大叔”吐迪麦麦提装满石榴的竹筐，迪里亚尔·皮尔东又变成“石榴哥”热情地招呼着旅客。“这是新疆皮亚曼石榴，味道好得很，可以随便尝，欢迎购买！”在列车广播指引下慕名而来的旅客络绎不绝，购销两旺，叫卖声、询价声、吆喝声与乐声、笑声连成一片。
自开行以来，铁轨上的“流动巴扎”帮助南疆居民售出上百万元的各类产品。今年以来，在“流动巴扎”售卖自家产品的农户的销售额持续攀高，热度蹭蹭涨。
“公益小慢车”一路穿越进入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忙活完手头的工作，迪里亚尔·皮尔东总会和车厢里背着行囊的老汉、返乡的小伙唠上几句家常，一来二去相互间走得近了，迪里亚尔的安全提醒、防电诈提示更赢得了大家的理解与支持。
近两年里，迪里亚尔·皮尔东累计抓获网上在逃人员4名、受理报警求助330余起，开展为民服务好人好事400余件，找回旅客遗失贵重物品90余件，总价值达44万余元。
秋分时节，沿途胡杨林渐黄，站在列车车窗眺望，这块土地生机勃勃。
迪里亚尔说：“之前窗外的房子都是破破烂烂的，现在建起了很多新房，我在火车上这些年亲眼看到了南疆的发展变化。”
第二天18时09分，列车安全停靠在乌鲁木齐站，结束了一路向北的旅程，迪里亚尔·皮尔东将继续守护7558次列车一路向南，驶回和田站，温暖旅途的故事，仍在续写。
王强：让每个执法行为都在规范中运行
□ 本报记者 范瑞恒
□ 本报通讯员 吴庆伟
审阅案件事实是否清晰、证据链条是否完整、法律适用是否准确……这是王强的工作日常。1999年参加公安工作的王强，今年44岁，是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法制监管支队的一名民警。
“善学习，肯钻研，能吃苦”是同事们对王强的评价。
王强深知良好的法律素养和专业知识是做好一名法制民警的基本要求，他充分利用工作之余刻苦学习，于2019年通过了高级执法资格考试。虽然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但王强还是将法律书籍和文件资料摆在办公桌旁，将数百份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储存在办公电脑里。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万无一失’。”王强说，法制民警不仅要把常用的法律条文印刻在自己脑海里，还要不断丰富执法办案的“工具箱”，才能更好地指导基层民警执法办案。
7月18日，G1261次列车从唐山站发车后，一名男子在车厢卫生间内吸烟，引发烟雾报警造成列车降速，该男子被天津铁路公安处民警依法处置。完成手头工作的王强，一头扎进办案区，与办案民警张苍剑一起开展案件办理，经过对已取得的证据材料进行梳理，指导其完善证据链条，协助派出所对接上级职能部门呈报处罚，不到3小时便办结了该起案件。
“大家遇到棘手的执法问题，都会第一时间求教王强，他就像‘行走的法律词典’，为我们理出最专业、最具体的思路，帮我们解决执法难题。”张苍剑说。
爱较真、敢碰硬是王强的另一面。
法制监管支队是案件产品出厂的关键一关，法制民警只有做一名合格的“质检员”，用工匠精神对各部门办理的案件严格审核，做到“鸡蛋里挑骨头”，才能筑牢规范执法的坚实防线。
“案件审核就是帮助基层单位及时发现问题，如果碍于情面不去及时指出，就会造成执法行为不规范，为后续工作造成被动，甚至酿成严重后果。”王强认为，对案件审核、疑难问题会商，要多一些缜密思考、多一些督促引导、多一些耐心指导，才能让一线民警执法办案更规范、更严谨，从源头上降低执法风险。
2023年7月，在审核一起盗窃手机案件时，因被害人报案后已乘车出行，先期材料对于提取到的赃物和被盗手机的同一性没有直接证据证实。办案民警认为“小题大做”，王强从程序、证据、定性、适用法律进行解释，最终说服办案民警补充相关证据。
在王强的指导协助下，办案民警联系失主，从手机的细微特征进行核对，并录制视频将同一性特征进行确认，最终确定为失主被盗的手机，确保了证据的严谨性。
“让每个执法行为都在规范中运行，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这是王强始终坚守如一的工作原则。审核案件时，他总是反复翻阅案卷，仔细斟酌案件细节，及时和办案民警沟通，真正做到案不漏人、人不遗案、执法公正，质量高效。
天津铁路公安处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王强参与审核各类案件113起，无一纰漏。
王强不仅是案件办理的“守门员”，还是警营里的“多面手”。每逢重大节日，他都会结合出行安全自编一段快板，跟随单位的宣传小分队登车下站，向广大旅客开展安全宣传。今年暑运，针对中小学生和沿线村民，王强自编爱路护路快板，在集市上摆摊设点，通过打快板的形式向赶集的村民进行宣传，大家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收获了安全知识。
图① 王强（右）和同事开展案卷审核工作。
图② 王强（左一）在大集上打快板开展普法宣传。
天津铁路公安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