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水平涉外法治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法治日报
2026年11月18日
□ 梅夏英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缘冲突延宕,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规则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新的产业形态不断涌现,全球治理面临许多过去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在这一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顶层设计。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跨境投资最稳固的防护网。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迫切需要以高水平涉外法治建设为支撑。
以高水平涉外法治护航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发展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涉外法治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当前,西方主要经济体频繁动用“长臂管辖”、单边制裁与外资安全审查等手段,阻挠中国企业的跨境投资。涉外法治必须从单一的纠纷处理和权利救济,转向覆盖合作全过程的制度保障与风险治理。
高水平涉外法治体系是抵御地缘政治风险的根本保障。面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变革,高水平涉外法治的核心功能在于发挥“安危相易,法相为固”的屏障作用。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反外国制裁法、出口管制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等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应对单边主义与“长臂管辖”的法律库。在护航“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需进一步理顺国内涉外立法与国际条约的衔接机制,细化司法适用标准,确保我国企业在面对不合理、歧视性的外国单边制裁时有法可依,能够在法律框架内实施正当的反制与抗辩,从而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高水平涉外法治体系能够推动涉外法律风险预警与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常态化。针对沿线东道国政治突变、法律风险以及社会治安隐患,应整合政府、行业协会、智库、法律服务机构的力量,建立健全区域国别风险动态监测与预警平台。深化对东道国外资安全审查、土地、劳工、环境、税收法律的专项研究,帮助出海企业在项目落地前实施穿透式法律尽职调查。同时,充分发挥双边投资协定(BIT)以及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的保障作用,确立明确的争端解决机制与赔偿标准,防范东道国行政征收或歧视性待遇给我国海外资产造成严重损失。
高水平涉外法治体系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制度基石。共建“一带一路”所承载的国际合作价值早已超出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往来带来的便利。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地缘政治冲突、制裁与出口管制措施以及跨境数据和供应链监管,都可能影响共建项目的持续运营。不同国家长期合作,不仅要靠利益契合,更要靠规则维系;合作规模越大、领域越广,对稳定制度预期的要求就越高。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坚持以平等协商处理分歧、以互利合作谋求发展。由此可为共建“一带一路”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以高水平涉外法治促进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征程
共建“一带一路”跨越不同国家和地区,各国法律传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治理方式也各有特点。这样的合作应当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协商之上,在合作实践中逐步形成共识。共商共建共享落实到法治层面,就是各国共同讨论合作规则、共同维护规则权威、共同分享规则带来的发展机会。
高水平涉外法治建设有助于加强国际经贸规则对接与治理体系变革,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水平涉外法治建设不仅要保障实体项目的安全运行,更要承担起推动国际规则互认、提升涉外司法裁判公信力以及保障国际供应链韧性的重要使命,为国际经贸合作注入稳定的制度预期。国际投资和经贸合作周期长、涉及面广,外部环境越复杂,稳定的制度预期越显珍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当以规则确定性抵御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让守约者有稳定预期,让长期合作得到制度保障。
高水平涉外法治建设有助于促进国际商事法庭建设,完善诉讼、调解、仲裁三位一体有机衔接机制。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周期长、参与主体多、经营环境差异大,企业仅依靠项目实施后的个案咨询,难以有效控制全生命周期风险。支持国内优秀仲裁机构走出去并在“一带一路”沿线设立分支机构,鼓励国际商事争议优先选择中国仲裁或中国司法管辖。积极培养具备精湛国际法知识、精通外语及沿线法律实务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切实提升涉外司法与仲裁裁决的技术水准和文书说理性,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法治环境的信任感。同时,积极推动国内法治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深度对接,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国内涉外经贸体制改革。
高水平涉外法治建设有助于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贸秩序。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表达发展诉求的权利。规则不能成为少数国家维护既得优势的工具,更不能成为实施单边制裁和强权政治的外衣。当前,人工智能快速演进、数字贸易持续扩展、绿色转型深入推进,许多国际规则仍在形成之中。规则如何制定,直接影响各国未来的发展空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条件和发展诉求,应当得到充分尊重。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不同国家共同参与规则讨论提供了广阔平台,也为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贸秩序提供了重要实践。
以高水平涉外法治拓展共建“一带一路”的新空间
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高水平涉外法治不仅要保障既有合作项目顺利开展,还应通过规则协调、机制创新和国际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高水平涉外法治建设能够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及议程设置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作出系统部署。面向未来,法治保障还要进一步向国际规则协商、合作机制建设和全球治理延伸,在更高层次上体现中国担当。我国应积极借助“一带一路”多边合作平台,在跨境电子商务、数字货币、自动驾驶、绿色能源投资等规则真空领域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高水平涉外法治建设能够促进我国主动参与新兴领域规则塑造,夯实共同发展的制度空间。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国际规则正在加快形成,这既是全球治理的前沿,也关系着各国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高水平涉外法治建设必须以前瞻性的视野,积极参与并主导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防范技术滥用与地缘规则封锁,为新兴产业出海保驾护航。我国应立足自身发展实践,同共建国家加强协商,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规则安排。规则形成应当鼓励创新,并充分考虑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现实条件,避免以安全之名人为设置发展壁垒。
高水平涉外法治建设能够持续提升涉外法治能力,增强涉外法治的实践效能。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法律规则能够有效回应跨境投资、贸易、金融和技术合作的现实需求。
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涉外司法和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今后,还应当继续推动国际法治合作机制建设,使各国在发生分歧时有地方讲理、有机制协商、有规则可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一项跨越时空、连接不同文明与法治体系的宏大系统工程。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我国将继续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以法治方式推动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