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备位诉请”破局 以“穿透式审判”解纷
推动行政协议类争议实质性化解的路径探索
法治日报
2026年11月18日
□ 程显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推行“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理念,将之作为推动行政诉讼案结事了、从根本上提升行政审判公信力的长效机制。“穿透式审判”正是这一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它要求法官透过单一的具体诉讼请求,探究处于核心地位的根源性行政争议,从而寻求一次性解决纠纷的最优路径。
在诸多行政争议类型中,行政协议类争议可谓较为“年轻”且“活跃”的类型。它兼具公法与私法双重属性,由于法律规范体系尚不完备、审判机制尚未成熟、司法实践经验相对欠缺,较之单纯的行政行为类争议,更难实现“穿透式审判”。有鉴于此,本文引入民事合同案件审理中的“备位诉讼请求”制度,结合行政协议自身特点对其进行“行政协议化”再造,探索建立行政协议“穿透式审判”的制度模型,推动行政协议类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问题缘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司法困境与制度回应
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为例,这里地处东北振兴前沿阵地,曾是共和国的工业摇篮,“三大动力”“十大军工”等企业曾是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重要支柱。然而,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与政策环境变迁,大量招商引资、特许经营、资源出让等领域的行政协议,由于早期订立水平不高、履约条件变化等原因陷入僵局,由此引发的争议逐渐显现。
审判实践中,行政协议诉讼当事人往往采取“剥洋葱式”的连环诉讼策略:即先诉请继续履行,如未获支持,则重新起诉请求确认协议效力,直至行政行为合法性被否定后,再提起违约赔偿以及行政赔偿诉讼。同一争议被多次起诉,引发程序空转,当事人纠纷始终没有真正化解。这种“一案变多案、一事经多审”的现象,表面上看是诉讼策略选择的结果,但深层根源在于:当事人对协议效力的预判与司法审查结论之间存在落差。传统“一行为一诉”的审理模式往往无法容纳这种不确定性,只得将完整争议拆解为多个诉讼,这不仅消耗司法资源,更损害行政审判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是行政协议类争议“穿透式审判”难以实现的原因所在。
面对这一困境,近年来,人民法院积极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制度探索,持续深化府院联动,与地方行政机关出台府院联动工作方案、意见并签署备忘录,建立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判前和解、监督保障等全流程机制。然而,府院联动调解机制虽能在个案中实现纠纷一次性解决,却无法代替诉讼程序本身的结构性功能。若缺乏一种能够在诉讼框架内一次性容纳多项关联请求的制度工具,行政协议类争议实质性化解将始终停留在个案协调层面,难以上升为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审理制度。
破题路径:“备位诉讼请求”制度迁移与行政协议化再造
行政协议类争议的诉讼构造以主观诉讼为主、客观诉讼为辅,审判侧重“关系审”而非单纯的“行为审”,对行政主体的合法性评价需兼顾法律规范与协议约定,审理思路区别于传统行政诉讼,更接近民事合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典型案例中,曾明确提及并充分肯定备位诉讼制度对于避免当事人因合同效力争议陷入程序反复,以及防止出现“案结事未了”形式化审理的重要作用。该制度虽无法律明文规定,但已在民事合同类案件“穿透式审判”中落地。故此,“备位诉讼请求”应当成为实现行政协议类争议一次性实质解纷的有效手段。当然,鉴于二者在本质属性、审判理念、审理思路、裁判方式等方面仍有差异,还需对其进行“行政协议化”调整以使其更加适配。
第一,适当限制原告程序选择权。为避免行政协议类案件原告基于诉讼策略滥用程序选择权,适配行政协议合法性与合约性双重审查特点,可以在适用“备位诉讼请求”时,对主、备位诉讼请求作出明确的层次和类型划分,并引导原告以“对号入座”方式提出诉讼请求。
第二,适当强化法官释明义务。行政审判应当全面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在行政诉讼程序中,法官应负起释明和引导原告提出规范“备位诉讼请求”的义务,以此提升诉讼请求的“有效性”,为行政协议类案件搭建“对话式”诉讼路径。
第三,适当扩展一审审理范围。立足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行为合法性举证责任的特殊审理规则,在一审程序中可对主、备位诉讼请求所涉事实同步进行庭审调查与辩论。加之行政诉讼原被告双方诉讼能力存在差距,一并审理备位诉请不会造成诉讼地位失衡。
第四,适当放宽“诉判一致”要求。适用“备位诉讼请求”审理行政协议类案件并作出裁判时,应区别于民事合同诉讼严格的“诉判一致”规则,在全面覆盖原告实体请求权基础上,兼顾客观诉讼需求,避免遗漏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诉讼目的,以确保实现行政协议诉讼双重价值追求的最大总和。
制度建构:行政协议“穿透式审判”程序模型与治理价值
再造本身并非终点,只有将这一经过调整的制度构想进一步转化为可供操作的制度模型,才能使其真正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制度价值。为此,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构建:
第一,精准划定适用范围。只有具备“事实不清、效力不清、合法性不清、约定不清”四种情况之一的行政协议,方可适用“备位诉讼请求”,确保制度价值聚焦于最需要一揽子解决的深层争议。
第二,诉讼请求位次由法官确定。在原告经释明同意提起客观预备合并之诉后,由法官依据“穿透式审判”逻辑,确定主、备位诉讼请求的位次,将“当事人处分”与“职权引导”有机结合。
第三,一审“同审共判”。主位与备位诉讼请求所涉共性事实和法律适用焦点,需在一审中同时审理、同时辩论,并对主、备位诉讼请求均作出实体裁判。从根本上重构一审裁判的完整性与终局性,避免同一争议被拆解为多个诉讼。
第四,二审“可维可改”。依托一审对主、备位诉讼请求的全覆盖回应式裁判,二审无论认为主位或备位诉讼请求哪一个能够成立,都可直接维持或改判,无需因某一诉讼请求未经实体审理而将整案发回重审,让争议历经两次审理即可彻底终结。
这一制度模型的价值不仅在于个案的诉讼经济,更在于实现三重治理穿透:第一重,穿透“一行为一诉”程序壁垒,将协议效力、履行判断、责任承担纳入一次程序;第二重,穿透公法与私法的部门法界限,使合法性审查与合约性审查在同一案件中递进完成;第三重,穿透审级壁垒,赋予二审直接改判的实体基础。这种将传统“一行为一诉”升级为新型“一争议一诉”的审理制度,对于行政协议审判实践而言,意味着可以用一次彻底、终局的裁判,化解历史积弊形成的多层次争议,以司法的确定性修复政府诚信与市场预期。
实践探索:嵌入社会治理大格局的实质解纷路径
上述制度模型的构建,归根结底是一种理论构想,能否发挥作用终究要在实践中检验。唯有将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嵌入综合治理大局中,才能真正实现从“案结事了”到“政通人和”的跨越。
聚焦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应主动跳出单一诉讼思维,秉持“上下联动、纵横联通”的总体工作思路,持续做深做实府院联动,着力构建立体、高效的“法院+”联动化解格局。此外,要注重将审判职能向前端延伸,针对业主自治维权等容易集中爆发的纠纷,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共性问题后,应及时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综合治理司法建议。
行政争议的解决不应止步于判决胜负,而应追求实质关系修复与利益平衡。第七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要求,“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定分与止争的关系,把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作为目标”“既要以公正司法化解行政争议,更要分析案件反映的普遍性问题、促推有关方面依法规范履职,实现办案与治理的最佳效果”。在此背景下,期待“穿透式审判”制度能够获得更多实践检验与规则积累,在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服务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发挥应有的制度价值与治理效能,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坚实的司法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