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国同构”到“家国同心”:
中国传统法律秩序的范式转型与当代重塑
法治日报
2026年11月18日
□ 何勤华 孙祎炜
在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中,存在一个令人深思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其开创性地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确立了个人尊严与权利在现代法律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又在婚姻家庭编中倡导“树立优良家风”,将源自深厚传统的家庭伦理纳入法典。这一制度安排,恰恰精准映射出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在构建现代法治国家的宏大叙事中,如何处理与转化绵延数千年的“家国”传统?
中国传统法律的“家族本位”秩序
中国古代法是以“家”为本位的法。这意味着传统法律并非以独立的个人作为权利与义务的出发点,而是将家庭或家族这一伦理与生活的共同体置于秩序构建的核心。而这种“家国同构”的秩序模式,其渊源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周王朝在创建国家的过程中,将宗法制与封建制有机结合,通过嫡长子继承制解决权力的传承问题,以大宗小宗之法厘清各级贵族的统属关系,构建了一个家国一体、二元合一的社会政治结构。
在这一结构之中,治国就如同治家:在家能尽孝者,在国则必能尽忠,因此古代选拔官员时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说法。这使得王朝的统治既获得了血缘情感的天然认同,又具备了等级制度的刚性约束,为后世“家国同构”的治理范式奠定了基础。在刑事法中,这种“家族本位”原则在定罪、量刑与归责中都有全方位的体现,其核心在于将家庭内部的伦理差序转化为国家刑罚的尺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是“准五服以治罪”原则。此原则的核心在于将起源于周代丧礼、用于标识亲属关系亲疏尊卑的“五服”制度,系统地纳入国家刑律,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准五服以治罪”不仅衍生出在量刑上的差等刑原则,而且在刑罚上更以极端的形式表现为家庭连带责任制度,即一人犯罪、株连亲属的缘坐或族刑。
在调整民间日常关系的民事领域,中国古代法律的“家族本位”逻辑同样一以贯之,其法权出发点并非独立的个人,而是个人所嵌入并依附的家庭整体。这主要体现在人身与财产两大关系维度上。在人身关系方面,表现为父权家长制的绝对主导。家庭由辈分最尊的男性家长统率,集父权与夫权于一身,握有对家内的统治权。在财产关系方面,则体现为“同居共财”的家产制。家庭财产并非家庭成员个人财产的集合,而是归属于作为抽象伦理实体的“家”。家产是供养家庭、祭祀祖先、延续宗祧的物质基础,其归属于一个整体的家庭。个人的经济人格被吸附于家庭之中,独立的个人财产权无从谈起。
因此,无论是以“准五服以治罪”和“缘坐”为核心的刑事法,还是以父权制与家产制为支柱的民事规范,中国传统法律均紧密围绕“家”这一轴心进行构建与运转。法律不仅承认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地位,更主动将家庭内部的伦常差序(亲疏、尊卑、长幼)提炼并扩展为国家秩序的普遍蓝图。这一切共同铸就了“家国同构”的治理典范:治国之道,于治家中得以彰显;齐家之礼,则因国法的加持而获得相应制度权威。“家族本位”因而成为解读中国传统法律之价值取向、制度设计与文化底蕴无可替代的核心锁钥。
近代转型:“家国”秩序的危机与“国家”法权的初建
1902年,清廷诏谕军机处挑选推荐研习中外法律的专家,沈家本、伍廷芳被任命为修法大臣,主持变法修律,由此拉开了中国法律近代化转型的序幕。在中国法律向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以“家族本位”为核心的传统法律秩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首先,中国传统法律中“家庭一体”的责任观遭到否定。沈家本在修订《大清现行刑律》时,首要之举便是废除延续数千年的缘坐、族刑等家庭连带责任制度。这意味着个人开始从家族的血缘网络中析出,成为直接对国家负责的法律对象,是“国家”权力绕开家族中介、直接规训个体的开端。
其次,便是变法修律过程中撼动朝野的“礼法之争”。围绕《大清新刑律草案》中“准礼制刑”立法原则的可变与否,“无夫奸”“子孙违犯教令”、对尊亲属正当防卫等体现传统伦常条款的存废,“法理派”与“礼教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标志着“国家”法理对“家国”法理发起冲击与替代的集中爆发。
沈家本等人主持的晚清变法修律运动,其取得的成果主要是在刑事法上,而民事法上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瓦解、个人权利的确立,更多的是在民国时期民事法律的修订中得到突出体现,从而完成从“家族本位法”到“个人本位法”的根本性转变。
这一进程通过对宗法家族三大支柱的系统性解构而实现。第一支柱是人格对家庭的依附,其瓦解始于“权利能力”概念的引入。1911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首次引入了“人”和“权利能力”的概念,规定人的“权利能力于出生完成时为始”,体现了个人本位的精神。家庭在法理上被重新定义为“个人的集合”,而非先于或高于个人的伦理整体,这颠覆了家庭内部的人身支配关系。第二支柱是家庭内部的差序伦理,其平权化体现在夫妻与亲子关系的根本重塑上。在夫妻关系层面,传统法律中妻之人格为夫所吸收的“夫权”制度被废除,代之以权利义务对等的“配偶权”。在亲子关系层面,古代法律赋予父母的教令、责罚、主婚等特权被取消,代之以“亲权”制度。同时,以承继宗祧为目的的“立嗣”制度被彻底废除,代之以平等保障养子女权益的现代收养制度。这些变革共同将家庭关系从“尊卑差序”的等级结构,改为“人格平等”的民事联合体。第三支柱是“同居共财”的家产制被个人财产制与遗产继承制所取代,从经济基础上完成了对家族共同体的最终解构。个人成为产权的终极所有者和传递的起点与终点,家产制所维系的家族经济共同体在法律上宣告瓦解。
当代重塑:法治框架下“家国情怀”与“国家认同”的新平衡
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对“家国情怀”与“国家认同”关系进行了一次创造性的重塑。古老的“家国同构”智慧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度融合,升华为一种目标一致、福祉与共的“家国同心”新模式。
首先,“家国同心”理念的基础,在于现代宪法和法律对人民主体地位的系统性确立,标志着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实现了从传统伦理依附向现代法权契约的根本性转变。传统“家国同构”模式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构建的是“家”对“国”在结构与等级上的复制与服从,个人与家庭的价值被纳入对君主的伦理义务关系体系。而新时代的“家国同心”,其精髓在于价值目标与根本福祉的高度统一与内在融合。国家繁荣是家庭幸福的根本前提与保障,而千家万户的幸福美满则是国家繁荣的活力源泉与最终目的。
其次,“家国情怀”这一中华民族深刻的文化基因,在当代法治实践中获得了创造性重塑。这绝非向传统父权制下“家国同构”秩序的回溯,而是在坚决捍卫家庭自治与个人权利的前提下,法律对家庭作为文明传承、道德教化基础单元的核心功能进行积极的引导、赋能与支撑。
民法典首创性地设置了“优良家风”条款,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家风”这一源于传统家训族规的伦理概念,被创造性地提升至民事法律原则的高度。这一条款是“家国情怀”从一种文化情感与政治话语向具体法律条款转化的典范。该条款作为一项倡导性规定,其核心意义在于要求家庭在行使内部自治权、享受法律保障的婚姻家庭自由的同时,也应主动承担起与现代社会文明相契合的伦理建设责任。这种始于“在家尽孝”的私德涵养,正是孕育“为国尽忠”的公共精神、社会责任与爱国情操的情感与道德起点。因此,“优良家风”条款实质上是将宏大的“家国情怀”叙事,细化为每个家庭可感知、可践行、可传承的微观伦理实践,使爱家与爱国通过法律的柔性引导实现价值层面的内在统一与融合。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