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昊
　　
　　都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鬣羚与中华斑羚有什么区别？很少有人能说出来，但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的法官知道。
　　武夷山国家公园里，有多少种兰草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本地人不一定了解，但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武夷山国家公园人民法庭的法官知道。
　　如何保持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保护自然，为生态安全构筑最强有力的司法屏障？这些守护着国家公园的法官们，不断思考并用司法实践作答。
　　“大熊猫国家公园在青藏高原东缘、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有着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这里是大熊猫和许多野生动物生长的乐土。”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余琦说，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于2021年4月在天府中央法务区揭牌成立。自当年5月1日开始收案至今，法庭共受理环资案件273件，其中刑事案件54件，民事案件135件，行政案件81件，恢复性司法执行案件3件。
　　这串办案数据背后隐藏着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密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对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7市（州）20县（市、区）环境资源案件实行跨区域集中管辖，并采取刑事、民事、行政、恢复性司法执行“四合一”审判模式。
　　“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被大家称为‘行走的熊猫法庭’。来挂职前，因法庭的同志们经常在路上，常常只能‘文来文往’。”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副庭长廖宇羿说，法庭设立至今，法官在巡回审判过程中走过的路程已达5.5万余公里。2023年5月，她从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到法庭挂职后，与同事们一路同行。
　　“1+20”司法协作机制、“1+N”多效巡回机制、低碳行为令、环境资源矛盾纠纷“诉源治理+”、森林法官工作站……这些以往在工作总结中出现的词汇，都在廖宇羿的感受中变得真切、立体。
　　在各项机制中，恢复性司法执行、低碳行为令、“1+N”多效巡回机制等新司法理念、司法实践值得一提。
　　余琦介绍说，为鼓励环境资源刑事案件被告人以自我约束的低碳行为补偿对生态造成的损害，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创新建立缓刑考验期“低碳行为令+绿色矫正”制度——被告人自愿签署“低碳行为承诺书”，并承诺通过“四川法院司法碳普惠”App认真践行绿色低碳行为以获取碳积分，法院认可其承诺效力，在判决生效后制发《低碳行为令》并请当地司法局协助执行，确保被告人的承诺内容能够有效实现。
　　“巡回办案常常山高路远。以一起发生在九寨沟县的非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案件为例，除了到当地对该案进行巡回审判，法庭还围绕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替代性修复方案安排了多方座谈，并安排了进校园普法活动。”廖宇羿说，法庭创设“1+N”多效巡回机制，一项工作对接N个单位，一次巡回涵盖N个内容。
　　“踏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你会看到山披锦绣、水清岸绿。”对于武夷山国家公园中的景色，武夷山市法院副院长余崇斌这样描述道。
　　余崇斌曾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人民法庭担任庭长，他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法庭守护国家公园生态系统，靠的是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不断扩大的“朋友圈”，靠的是细化办案、延伸司法职能的久久为功。
　　滕某听说金线兰有药用价值，为了食用，在明知金线兰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情况下，驱车从江西到武夷山市某景区，从岩石上采摘野生的金线兰、草珊瑚等草药，后被国家公园执法支队工作人员现场查获。
　　这是武夷山国家公园人民法庭办理的首例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案。这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经公开开庭审理后，于2022年5月宣判。被告人被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及赔偿生态植被修复费用，并公开赔礼道歉。
　　“如何才能从源头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法庭开展了多项诉源治理工作。”余崇斌介绍说，法庭组织法官、志愿者到国家公园及周边村庄开展了普法宣传活动。
　　“但守护武夷山国家公园仅靠法院一家远远不够。”余崇斌说，2023年，法庭联合环保志愿者组织、国家公园管理局共同开展“萱草花·夷路同巡”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司法巡护志愿服务项目，推动“环境问题联排、矛盾纠纷联调、巡回审判联开、司法保护联动”。
　　从武夷山国家公园巡回审判法庭成立，南平建阳区、武夷山市、邵武市、光泽县4地法院同步设立武夷山国家公园巡回审判点，形成环境资源案件巡回审判机制矩阵化格局，到在武夷山市法院设立全国首个以国家公园命名的人民法庭；从推进跨区域司法协作，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余崇斌介绍了近年来为守护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当地法院筑起的一道道坚实屏障。
　　“生态资源具有特殊性，我们在严惩涉生态刑事犯罪的同时，以修复生态为环境资源案件审判工作重点，将恢复性司法理念贯穿始终。我们将义无反顾守护这方美丽山水、这座满眼青绿的小城，这正是我们要留给世界的‘宝藏’。”余崇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