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江 （西北政法大学数字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算法分发技术的深度普及，正在重塑社会信息生产与接收的整体生态，给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带来深刻变革。长期以来，法治传播多承担信息转述与事实告知功能，本质上属于一种“外部表征”式传播。而在智能媒介环境下，法治传播已不再只是对法治实践的被动复刻，而是借助公众的阅读、讨论与二次阐释，持续参与社会法治观念与法治共识的塑造，成为法治意义“内部生成”的重要场域。
　　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法治宣传教育法，将“谁执法谁普法”从政策要求上升为法律义务。《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进一步明确了精准普法、“人工智能+普法”、多元协同普法的实践路径。法治传播不再是法治实践的附属环节，而是推进全民守法、培育法治文化不可或缺的制度支撑。
　　范式嬗变：从“外部表征”到“意义生成”的逻辑转向
　　传统媒介环境下的法治传播，遵循的是典型的“表征范式”。所谓表征，即把已经完成的法治实践作为现成客体，通过新闻报道、公报发布、宣传材料等形式完成单向告知。无论是立法条文公布、执法结果公示，还是庭审过程播报、典型案例推送，其核心目标都是将既成事实传递给社会公众。在这一逻辑下，公众多处于被动接收的位置，传播成效往往简化为发稿数量、阅读量、转发量等量化指标。不可否认，“表征范式”在普法工作起步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解决了法治信息“有没有”“传不传得出去”的基础性问题。
　　然而，算法分发、短视频社交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彻底改写了法治信息的传播生态。一条立法解读、一则执法通报、一份司法裁判，一经进入公共传播场域，便会经历普通网民、自媒体和网络平台的解码、讨论与再加工。传播不再是单向的信息输送，社会公众结合自身生活经验对法律进行理解与阐释，在互动中持续建构对公平正义的认知、对法律规则的预期以及对法治文化的认同。法治信息不再只是等待被报道的静态客体，传播过程本身就是在进行法治意义的再生产。这便是“生成范式”的核心要义：传播不再只是映射法治实践的“镜子”，而是生成社会法治共识的“活性场域”。
　　与此同时，制度层面的升级倒逼法治传播加快思维迭代。法治宣传教育法将普法确立为各类公权力主体的法定义务，这意味着法治传播从业务工作的“软延伸”变成了依法履职的“硬约束”。反观当前实践，部分地区和部门的普法产品虽实现了“广而告之”，却难以达成凝聚共识、塑造信仰的深层目标。由此，智能时代法治传播的元问题日益凸显：如何跳出单纯信息发布的局限，深度参与全社会法治共识的培育与塑造？
　　价值重塑：“生成范式”下法治传播的四重实践维度
　　回应法治共识如何生成这一时代命题，亟须从内容阐释、文化建构、信任塑造、技术规制四个维度推进系统性变革，推动大普法格局下的法治传播提质增效。
　　第一，从“结果发布”走向“规则阐释”，夯实法定普法的内容根基。过去，法治传播往往通过公布处罚决定或裁判结论满足社会公众“知晓结果”的诉求。如今，社会公众不仅关心“处理了什么”，更渴望读懂“为什么要这样处理”。立法背后的制度考量、行政执法的裁量尺度、司法裁判中的价值权衡与法理事理情理融合，才是法治精神最鲜活的载体。因此，“生成范式”下的法治传播，首要任务是完成“专业法律论证”向“公共话语论证”的合理转译。当务之急是厘清“表达简化”与“专业坚守”的边界，建立不同类型法治文本的公共转译模型，产出一批兼具权威性与可读性的示范产品。
　　第二，从“信息推送”走向“记忆建构”，厚植法治文化的符号根基。法治传播不仅是信息的流动，更是法治符号传递与集体记忆塑造的过程。法治符号不局限于国徽、法槌、法袍等司法视觉标识，宪法文本、重大立法事件、标杆性执法司法案例同样属于广义的法治符号。它们承载着特定的制度价值，是法治信仰具象化、可感知的重要载体。但符号的意义并非天然稳固，需要依靠规范传播、制度确认与公共互动不断锚定。戏谑化解构、断章取义式截取，极易消解符号背后的制度尊严。反之，重大法治事件与标杆案例若能经过持续、规范的公共传播，便能沉淀为社会公共记忆，转化为国家法治文化基因。这要求学界与实务界协同发力，一方面，确立法治符号的传播规范，防范符号内涵被娱乐化消解；另一方面，系统推进“国家法治记忆库”建设，如通过典型案例的深度传播，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执法、司法实践转化为历久弥新的公共文化资源。
　　第三，从“单向灌输”走向“信任建构”，实现精准普法与情感共鸣的统一。法治信任的建立依托两大支点：一是精准普法，破解普法供给与群众需求错位的难题；二是情感共鸣，拉近制度规则与普通群众的心理距离。《规划》提出，探索建立基于大数据的精准研判机制，依托政务数据、司法数据、互联网企业数据等，动态识别群众法治宣传教育需求和法治素养薄弱环节，针对不同群体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当前，群众的真实法律诉求分散在政务服务、行政执法、信访投诉、网络舆情等多个端口。推进生成式法治传播，须构建“精准识别—场景体验—信任生成”的闭环机制，通过打通数据壁垒精准捕捉民生痛点，依托庭审公开、听证参与、判后释法等具象化的法治实践场景，让群众在可感可知的体验中强化公平感与安全感。
　　第四，从“经验驱动”走向“算法规制”，划定技术赋能普法的安全边界。《规划》提出实施“人工智能+普法”。在算法主导的平台分发体系下，法治内容能否被看见、以何种形态呈现，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平台算法逻辑。科技向善需要法治护航。一方面，应高度重视法治传播场景下的算法透明与算法可解释性问题，建立法治信息传播的算法影响评估框架，推动平台在算法模型中嵌入公益普法权重；另一方面，法治数据涉及群众隐私、执法记录与案件敏感信息，在数据归集、脱敏加工、大模型训练及对外应用中必须严守安全底线。
　　治理升级：构建多元协同的法治传播共同体
　　法治信息如何流转、社会公众如何理解法律，直接关系到执法司法公信力与全社会的法治预期。“生成范式”下的法治传播天然具有交叉学科属性，亟须打破法学、新闻传播学、信息科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壁垒，推动法治传播治理体系的全面升级：在治理视野上，从聚焦“已产出的传播内容”向关注“内容生成的前置逻辑”延伸；在治理环节上，从“事后舆情应对”向“前端意义塑造”前移；在治理主体上，从“单一部门主导”向“立法、执法、司法、学界、媒体与互联网平台多元协同”演进。
　　从“表征”走向“生成”，既是智能时代法治传播的理论革新，更是大普法格局下响亮的实践号角。法治传播的终极价值，在于能否在众声喧哗中凝聚普遍而坚定的法治共识。唯有跳出简单信息告知的传统定势，引导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法治意义的共建共享，才能真正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持续筑牢法治中国建设的社会根基。
　　[文章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媒介变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研究”（项目编号：25BXW08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