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到了明末清初，确实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红楼梦》对此有所表现。它对宫廷官场的黑暗，贵族家庭的腐朽，科举制度、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性，纲常名教的虚伪，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朦胧的、具有民主性质的理想和主张。这些理想和主张，是对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
　　1.神权观念的动摇
　　秦可卿病逝后，王熙凤帮忙操办后事，在馒头庵稍事休息，老尼姑趁机求她帮忙出面处理张财主退亲的事，王熙凤一开始不愿帮忙，后来经不住老尼姑的连奉承带激励，就答应下来了，说出了如下一段自己不信阴司报应、公然挑战神权威严的话：“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中国封建社会压迫人们的是君权、夫权、族权和神权，俗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王熙凤却直言不怕阴司报应，说明社会氛围变了。
　　2.皇权观念的动摇
　　贾琏偷娶尤二姐的事情败露后，王熙凤找人暗中打听到尤二姐的未婚夫张华的消息，于是就让人带话给张华去都察院告发贾琏，张华不敢造次，王熙凤知道后就骂道：“癞狗扶不上墙的种子。你细细的说给他，便告我们家谋反也没事的。”《大明律》规定“谋反”者，不管主、从犯，一律凌迟，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的人，只要年满16岁的都要处斩。联想《红楼梦》第六十八回王熙凤脱口而出“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能不说曹雪芹在当时真敢写。
　　3.尊长观念的动摇
　　鸳鸯是贾母身边最得力的丫鬟，贾母也一早有意将她配个好人家，最开始看中的是贾琏，但是一直没有说破。后来贾赦因为想算计贾母的钱财，就要纳鸳鸯为妾，鸳鸯殊死抵抗，贾母知道这件事后十分生气，待她平息下来后就跟王熙凤说让她把鸳鸯带走做贾琏的房里人，王熙凤听出贾母的意思后却公然拒绝：“琏儿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儿这一对烧糊了的卷子和他混罢。”她在这里公然拒绝了贾母的安排，挑战了贾母的尊长权威。
　　4.夫权观念的动摇
　　贾琏央求王熙凤晚上再去和鸳鸯说一下典当贾母财物的事，平儿要贾琏给二百两的好处费，贾琏听说后就吐槽她们阴狠，说她们现在即使五千两银子现钱也能拿出来，王熙凤就开始吐槽贾琏了：“我们王家可哪里来的钱，都是你们贾家赚的，别叫我恶心了。你们看着你家什么石崇、邓通。把我王家的地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过一辈子呢。说出来的话也不怕臊！”丈夫和妻子的法律人格是不平等的，妻子要“三从四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而王熙凤竟然当众这样吐槽丈夫，哪里有“三从四德”的样子？而贾琏也只能听之任之。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环境变了。
　　5.儒家观念的动摇
　　王熙凤不是一个儒家的信徒，而是法家理念的践行者，在管理宁国府时赏罚分明、严刑峻法。她采取了如下法家色彩突出的管理措施：第一，职责分明。王熙凤建立宁国府各类人员的岗位责任制，进行职责分工，把任务落实到人，要求做到各司其职。她特别强调：“如今都有了定规，以后哪一行乱了，只和哪一行算账。”“事无专执，临期推委”的状况马上消失。第二，赏罚分明。王熙凤上任伊始，就认识到“游戏规则”的重要性，她召集宁国府各管事并宣布：“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治。”《红楼梦》第十四回里写了凤姐处罚一迟到者的事：“‘明儿他也睡迷了，后儿我也睡着了，将来都没了人了。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人就难管，不如现开发的好。’登时放下脸来，喝命：‘带出去，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掷下宁国府对牌，‘出去说与来升（宁国府大总管），革他一月银米’。”如此一来，众人皆知凤姐的厉害，因而“众人不敢偷闲，自此兢兢业业，执事保全。不在话下”。第三，定额控制。凤姐建立了新的“财务定额制度”，无论小姐、丫鬟，每月领月例，以每房定额发放。严格的定额控制制度使宁国府里无谓的开支大大减少。第四，预算控制。王熙凤上任之初，便命丫鬟彩明订造账册“作好估计”，还要家仆拿花名册来查看，以弄清家底。在发放实物时，“一面交发，一面提笔登记”。这样一来，“某人管某处，某人领某物，开得十分清楚”。在采购东西时，须经凤姐亲自按“预算”审核后方能获准执行。凤姐还根据“账册预算记录”来判断哪些实物该领而未领，以督促下属执行。在这样一套严密的预算控制下，加之凤姐的严格审核，“需用过度”的现象得到了缓解。
　　将王熙凤管理宁国府的这套举措，和《秦律》对照一下，不难看出其如出一辙。王熙凤当然没有读过《秦律》，但她这样熟练地按照法家理念管理宁国府事务，不能排除她读过法家的书，再联系她多次插手别人的官司，人们可以断言，她不是一个儒家理念的信奉者。
　　《红楼梦》的上述故事，折射了红楼外面的社会变化。要想看懂《红楼梦》，先要弄清楚红楼外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