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慧星

　　我1962年考上西政，所学习的专业课程中只有宪法学和婚姻法学有正式教材。作为专业基础课的民法学，已经改名为“民事政策学”，刑法学改名为“刑事政策学”。薄薄的两个小本，是当时民事政策、刑事政策的资料汇编，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理论。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昆明的一个小国企。直到1978年，全国开始招收研究生。法学专业，仅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两个单位招生，我填报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学专业。当时民法学专业就招了两个研究生，另外一位同学后来做了律师。
　　1985年开始起草民法通则。佟柔、江平、王家福和魏振瀛四位教授作为立法机关的咨询专家，后来被称为“民法四先生”。这四位老师把草案拿回本单位讨论，我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改革开放需要这样一部法律，民法通则在1986年获得通过。1987年修改经济合同法，我加入了修改小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参与了几个重要的立法，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合同法的制定。
　　1978年，我成为王家福先生的研究生，是最早研究合同法的，我的硕士论文是合同制度研究。改革开放以后，法律的研究首先是研究合同法。我先后参与撰写了合同法、民法债权等著述，这为后来合同法的起草提供了理论基础。
　　1998年10月，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由我来报告物权法的立法方案。我报告完以后，王利明教授说，我不赞成梁慧星教授的意见。争论在什么地方呢？国家财产特殊保护。我的想法是平等保护原则，一体保护。物权法草案在设置规则的时候，不区分所有制作为标准。在这个草案上，没有集体所有权、个人所有权、国家所有权。王利明教授提出要严格按照所有制来划分，并且提出了一个关键原则，叫国家财产特殊保护。
　　学术界争论愈演愈烈，概括为三分法还是一元论的争论也是非常厉害，直到2004年、2005年，学界慢慢统一。概括为三分法，但是不再特殊保护。因此，虽然不是一元论，但是原则基本上是一样了。2005年，经审议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最后没有料到出现了社会上的剧烈争论。
　　当时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发生了两个严重社会问题：一个是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另一个是两极分化的扩大。
　　正是这两大社会问题，使一些人对改革开放的方向产生了怀疑、动摇，抓住物权法草案公布征求意见这个机会，指责物权法草案。所谓“违宪”、所谓背离社会主义、所谓搞私有化，其实质是挑战改革开放的既定方向，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反对继续改革开放。中央做了很多工作，人大法工委的同志分赴各省，给人大代表每人发一份草案，给予讲解。
　　民法学界也召开了一些会议，驳斥某些人对物权法的指责。但我们民法学者大多不善于论战，太过于书生气了。学术讨论要讲道理，而论战是不讲道理的，而是讲事实。因为各有各的道理，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事实只有一个，是明摆着的。在这场争论中，中国民法学界经受住了考验，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的来自意识形态的考验。没有动摇，没有分裂。
　　民法学者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就是制定一部先进的、科学的、完善的民法典。只有一部先进的、科学的、完善的中国民法典才能够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已达到她的高峰。这是我的老师谢怀栻先生去世之前所讲的。
　　1990年是民法通则颁布五周年，当时某刊物发表了一期文章，批判民法通则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之后的一个讨论会上，我讲到中国制定民法典这个目标不能放弃。我申请成立了一个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从国家社科基金处获得了6万元的资助，完成了一个草案，1900多条，共9卷，约400万字。这个草案我做了20年，于2013年完成。2010年，我的眼睛黄斑穿孔，视网膜脱落，做了手术以后看书就很困难了。但是这个时候我还在统稿。草案后来出版了，也翻译到了国外。
　　1998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找了我们几位民法学者开会说：“这届期满我就要退休了，退休前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他在内部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指定了9个人负责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就叫“民事立法研究小组”。
　　20年过去了，这个小组的9个人，王家福不在了，王保树不在了，魏振瀛不在了，魏耀荣不在了，一多半都不在了。国家的事，我尽了我的职责。我最担心的是将来子孙后代说，别人不懂，你懂，别人不知道，你知道，但你不敢说。留给后人说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