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铁川

　　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年代，因此，它含有不少春秋战国法制史料，我们可以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史籍相互印证，一窥那个时期的法制全貌。
春秋时期的成文法公布
　　《周礼·秋官司寇》记载。正月初一，大司寇开始向各诸侯国和王畿内的采邑宣布刑法，把形成文字的刑法悬挂在象魏上，让万民观看刑法，过十天后收藏起来。小司寇率领下属观看刑法，摇响木铎命令说：“不遵守刑法的，国家有常设的刑罚在！”（又用这话来）命令遂士、县士、方士、讶士等。接着又向四方宣布刑法，并将五禁的条文悬挂公布。
　　《左传》记载，公元前536年三月，郑国执政子产命令把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到鼎上，公之于众；公元前513年，赵鞅向晋国民众征收“一鼓铁”铸造铁鼎，并在鼎上铸上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公之于众。《周礼》所载成文法公布的情形当本诸于《左传》记载的这些事实。有学者依据《周礼》说成文法的公布始于西周，笔者认为不合常理，因为一生致力于“克己复礼”的孔子，对晋国“铸刑鼎”极为不满，说这是亡国之举：“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即便是西周公布过什么法令，那和春秋公布成文法也不同，前者的特点是罪名与刑罚相割裂，而后者则是罪名和刑罚相结合。
案例编纂制度
　　成文法的公布对罪刑法定的统一、普遍实施固然很有益处，但其也有滞后、模糊等局限性，因此，时人马上以编纂成例的方式指导司法的统一性。《周礼·秋官司寇》中士师的职责是掌管司法官断案的八个方面的成例：一是有关盗取国家机密案件的成例，二是有关叛国作乱案件的成例，三是有关为外国作间谍案件的成例，四是有关违犯王的教令案件的成例，五是有关诈称王命案件的成例，六是有关盗取国家宝藏案件的成例，七是有关结党营私案件的成例，八是有关诬蔑国君或大臣案件的成例。
　　《周礼》的这一记载，在云梦秦简中有关“廷行事”的记载中得到印证。“廷行事”即判案成例，在秦朝时已把司法机关的判例作为司法实践中除律文之外可资援引的审判依据了。如“盗封啬夫”条有“可论？廷行事以伪写印”。这些“廷行事”或出于补充规定尚不明确、不具体的成文法，或出于修订不合理的成文法，或出于维护既定成文法，或调整既有刑事政策，这种法律形式并没有违背罪刑法定的原则，是司法实践中同类案件判决的依据。
邻里互助和连坐制度
　　我国夏、商、西周社会和古希腊、罗马社会有一个很大不同，后者经过畜牧业和农业、手工业和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农业的三次社会分工之后，父权家族制度被一夫一妻个体家庭制度代替，血缘关系被地缘关系所代替，所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主要依据古希腊、罗马的史料作出国家不同于氏族社会的两个标志：一是公共权力的产生，二是用地域关系而非血缘关系划分居民。而我国夏、商、西周社会没有经过恩格斯所说的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手工业、农业的两次社会分工，家族血缘关系的纽带没有被地缘关系斩断，居处以族、生产以族、祭祀以族、械斗以族、迁徙以族、丧葬以族的习俗长期保存，只不过是和基层行政区划单位（里、比、闾、村、甲等）融合在了一起。《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对此的记载是：“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因为有宗族关系的存在，所以才会有邻里之间互相担保（“五家为比，使之相保”）、有事可以互相托付（“五比为闾，使之相爱”）、丧葬事互相帮助（“四闾为族，使之相葬”）、遇到灾荒互相救助（“五族为党，使之相救”）、生活上互相周济（“五党为州，使之相赒”）、遇到乡贤则以宾客之礼相待（“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由《周礼》所载可知，古代邻里制度的主要关系是互相帮助，而不是连坐。《管子·立政》与《周礼》所载的邻里互助和连坐相似。一方面规定凡发现孝悌、忠信、贤良和优秀人才，如果出在本里家长的子弟、臣妄、仆役和宾客，那么就要逐级由什、伍长上报游宗，游宗上报里尉，里尉上报州长，州长再汇总上报于乡师，乡师最后登记举报到士师那里；另一方面又规定凡责罚与犯罪有牵连的人，问题出在家属的，应连带及于家长；出在家长的，应连带及什、伍长；出在什、伍长的，连带游宗；出在游宗的，连带里尉；出在里尉的，连带州长；出在州长的，连带乡师；出在乡师的，也要连带于士师。
　　秦国邻里之间只有连坐、而无互助制度。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与《周礼》《管子》所载有大大的不同。商鞅变法把原来宗法血缘关系中温情脉脉的一面荡涤了，连坐举报制度使人与人的关系互不信任、防意如城了。这一点，未被法史学界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