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守东

　　曾衍东（1750年-1830年）曾任湖北江夏与巴东县令，其笔记小说《小豆棚》记载浙江湖州有位传奇女律师，号称“疙瘩老娘”，尽管未曾留下名姓，但时至今日也是一位令人津津乐道的人物，因其“能刀笔，为讼师，远近皆耳（闻）其名。凡有大讼（案）久年不结者，凭其一字数笔，皆可挽折，虽百喙不能置辩”。作为女性，又是民间“非法讼师”（律师），能在字数限定为300字左右的状纸中凭三言两语替客户赢得官府的胜诉判决，让对方无可辩驳，可以说她在法律与语言两方面功力非凡。曾氏笔记讲了关于她的三个简短故事，以下以其中两个为例，分析讼师在诉讼中发挥的作用。
　　湖州一富有人家，19岁的儿媳年轻守寡，想改嫁，公公不许。儿媳向疙瘩老娘求助，疙瘩老娘索取1600两银子，状子起头16个字：“氏年十九，夫死无子，翁壮而鳏，叔大未娶。”状子要害就在此16字，可以说，这1600两银子为这16字就值：一个字100两银子！关于银价，有一个参考值：在清朝，过失致人死亡，虽然无须负刑事责任，但要赔死者家属12.42两“烧埋银”，即丧葬费，不足13两银子。银价在清朝近三百年变化很大，但无论如何，1600两银子都是不小的数字。年轻寡妇乐意付出如此代价固然是她付得起，但也可看出女律师出色的状纸值这么多钱。
　　其实，女律师也仅仅是把年轻寡妇的处境说清了而已。16个字，完全都是事实描述，并无任何评论，也没引用法律，更未强求官府允许寡妇改嫁，但这个状子出色的地方恰恰在于它说的仅仅是事实，且全都是事实——本来官府也只需要当事人提供事实，依法裁判是官府的责任。
　　疙瘩老娘紧紧围绕事实，也仅仅陈述事实，虽未强求官府判寡妇改嫁，但状子陈述的事实所暗示的未来事态，会使官员自然地得出疙瘩老娘需要的判断：只有寡妇改嫁，才能逆转这一家三个成年人微妙而危险的处境。
　　按照清律，公公与儿媳、小叔子与嫂子之间自愿的性关系——“和奸”，均属十恶中的“内乱（亲属间违反儒家人伦的性关系）”，公公与儿媳处斩刑（刀砍使人身、首分离）、叔嫂处绞刑（用绳子等绞索使人窒息而死）。如此严重的刑罚，个中原因，诚如瞿同祖所言：“性的禁忌在父系家族团体以内是非常严格的，不但包括有血统关系的亲属，也包括血亲的配偶在内。历代法律对于这种乱伦的行为处分极重。汉律称之为禽兽行……我们晓得亲属间的杀伤罪尊卑长幼的处分不同，在‘奸非（不正当性关系）罪’则不分尊卑长幼，犯奸的双方处分完全相同，这是因为亲属间的性禁忌每一分子皆有遵守的义务，有犯同为淫乱，除强奸外，男女双方皆同坐（‘坐’即处罚）。”就是说，强奸之外的人身侵害行为，长辈或年长者在法律上会受到优待，即尊长侵犯卑幼处罚较轻，而卑幼侵犯尊长处罚较重。但在乱伦的事情上，尊长并不会受到优待。尊长需要在性关系方面与卑幼承担同等的责任，可见乱伦是比人身侵害更严重的罪行。因此，疙瘩老娘代理的改嫁案中，公公与儿媳有绝对不能发生性关系的同等责任。如果知县不判寡妇改嫁，那么辖区内可能滋生乱伦的死刑案，给他带来麻烦。
　　我相信清代笔记小说记载的许多案例都在某个时间、地点、某个人或某些人身上发生过，尽管记载中张冠李戴、偷梁换柱的事情并不少见。清末举人丁治棠（1837年-1902年）在其《仕隐斋涉笔》中记载的无名氏故事有类似的状子：“十六嫁，十七寡，翁无姑（婆婆）而不老，叔无妇而不小，不醮（出嫁）失节，再醮全节。”汪恸尘（1891年-1941年）的《苦榴花馆杂记》中讼师的名字叫董小山，状词又有变化：“翁年富而长鳏，叔齿轻而未娶，恐将来之失节，愿此日之从人。”由于曾衍东死时，后两位笔记作者都还没有出生，可以断定后两个版本是前者的翻版，词句也以曾氏所记疙瘩老娘的版本为佳。
　　疙瘩老娘代理的另一个案子涉及饥荒。有一年，长江北歉收，很多人从江南买米。江南人士怕造成米荒，因此拒绝卖米，结果江北来的米贩子纷纷告状，有人求助于疙瘩老娘，她开价3000两银子。状子递进官府之后，第二天就开始卖米了。状词中有一联：“列国纷争，尚有移民移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
　　如果说寡妇改嫁的状词主要表述事实，使官员不得不帮助三个成年人摆脱危险的处境，卖米案则着重于讲理，这是一个官府也不能不讲的道理：统一的中央政府下属的不同辖区显然有互助的责任，何况还只是要求公平买卖，而不是要求慈善捐赠。无论是摆事实，还是讲道理，疙瘩老娘都得心应手，她的状词让官员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答应自己客户的诉求——这也正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称职律师值得客户为其才智花钱的地方。
　　难怪曾氏在文末感叹：“是妇亦奇矣！”本来民间讼师就是非法的，何况还是女人。当过知县的曾氏既敬佩又困惑地猜测：人们称此女律师为“疙瘩老娘”，大概是因其“厉气（邪气）之结”。这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常有的歧视。
　　（文章节选自张守东《传统中国法叙事》，东方出版社出版）